自己忙得像單親,隊友過得像單身——投資性平政策救低生育率【觀點】

低生育率是先進國家的必然現象,真的嗎?(圖/美聯社)
台灣2021年最新人口統計出爐,全年出生人數15萬3820人,創史上新低。有人說,低生育率是先進國家的必然現象,真的嗎?點名幾個先進國家2020年的生育率,瑞典1.7、丹麥1.7,這些北歐國家又是如何維持高生育率、高女性勞動參與率?

(※ 文:黃喬鈴,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發言人)

台灣2021年最新人口統計出爐,全年出生人數15萬3820人,創史上新低;而每當內政部公布年度人口統計,就會掀起一波低生育率討論潮。台灣的生育率從2010年首度跌破1,被稱為「國安問題」,至今生育率沒有起色,反而每況愈下成了連年的國安危機。

有人說,低生育率是先進國家的必然現象,真的嗎?就人口學定義,1.5為低生育率、1.3為超低生育率。點名幾個先進國家2020年的生育率,瑞典1.7、丹麥1.7、法國1.8、德國1.5,反觀部分東亞國家,生育率低的駭人,2020年台灣生育率0.99,位居全球倒數第二,只高於鄰近的南韓0.84。

事實上,低生育率將危及整體社會,世代互助的社會保險將由相對少的勞動人口,支撐龐大的退休潮,形成養不起的未來,連帶使得勞保面臨破產、各行業缺工、大專院校新生人數銳減影響校園存續,這些問題將一波波來襲。

台灣低生育率主因:育兒與家務性別不平等

台灣人不是不想生,歷年來無論男女,理想生育數都為兩位子女以上。超低生育率表示,生育期待與實際家庭規模有極大落差;在高教育程度的女性尤其明顯。

當女性大量接受高等教育及參與勞動,一旦無法調和工作和養育,往往造成不生,或只生一個;這更與育兒與家務性別分工不均有關,有強力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台灣,即驗證了長期低迷的生育率。此為2019年聯合國「人口暨發展計畫」對台灣現況的精闢分析。

育兒家務是女人的事,賺錢養家是男人的事,傳統性別分工應用在當代,是失衡的分工、難解的壓力。網路上有家長發文表示,「有小孩之後才知道隊友是豬,我每天過得像單親,他卻過得像單身,誰還要生!」網友們則心有戚戚焉回應,「與隊友溝通無效,好似孩子、家事只是媽媽的工作。」

女性角色在轉變,台灣育有3歲以下子女的女性勞動參與率連年升高,2000年育有3歲以下小孩的女性人口中,不到一半的人在就業,2020年,這個數據已攀高至74%。女人在工作,卻還要獨自承擔「第二輪班」的育兒家務事,男人作為孩子的爸,卻往往因為工作缺席照顧,把屎把尿躲遠遠,孩子哭鬧就一句「去找媽媽」。其實,男性同有育兒的權利,卻未被政策支持,想親力親為育兒,也會礙於「賺錢養家為先」、「男人不善照顧」的角色預設。

既然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是「育兒與家務強烈性別分工不均」,落實家庭、職場的性別平等便是終極目標。但這一波低生育率討論,我們看見各地方政府祭出「再加碼生育津貼」,頭痛醫頭進而養成民眾「不無小補」、「無魚,蝦嘛好」的心態。

說到底,一次性、現金式的生育津貼,如何支持家長兼顧工作與育兒?沒有充足的托育服務,光給錢,女人仍容易因婚育而離職;沒有彈性好用的親職假,光給錢,男人仍難以從嬰兒初生開始做爸爸。

國際研究清楚說明,現金給付對生育雖有正向影響,但很小且有限,因為現金只能分擔養育費用的一小部分;即便加碼金額可能產生較大的效果,但也意味著,政府需擔負更龐大的成本。

(圖/美聯社)

北歐投資性別平等,促進更大經濟力

北歐國家如何維持高生育率、高女性勞動參與率?以瑞典為例,2020年生育率1.7、女性勞參率70.4%。早在1970年代,瑞典女性大量進入勞動市場,政府做了兩件事回應女性社會角色的變化:第一,誘導男性也休育嬰假;第二,擴大公共托育服務覆蓋率。

瑞典最早認知到需要支持父親育兒的權利,促進共享的育嬰假,奠定父親育兒,促進更幸福健康的家庭。為所有人提供高品質、平價的托育服務,激勵母親生產後續留職場,並創造大量托育工作機會。他們認為,雙薪對家庭和兒童有極大的正面效果,讓孩子有機會成長在較富裕的家庭,並接受高品質的教育。

北歐國家期許在2030年成為世界最具永續且融合的地區,該願景的旗艦項目即為促進勞動市場的性別平等,其成功經驗為「投資性別平等,顧及女性權利,不是削弱國家生產力,而可以促進更大的經濟力」。

此外,雇主們更意識到,彈性的工作安排不會妨礙生產力,而可以減輕壓力,讓工作的男女都能承擔家庭責任。

保母高齡化,公共化托育量待充實

效法北歐經驗,民間團體持續倡議政府擴充公共托育服務,支持女人工作,支持家庭雙薪。近期更倡議彈性育嬰假,支持男人奶瓶尿布育兒,共同且平等分擔家庭經濟及育兒家務。

有關公共托育服務,最為關鍵的0到2歲,2020年家外送托率僅13.46%,意味著100名幼兒,只有13位送托保母或托嬰中心,其他由家長(媽媽或阿公阿嬤)親自照顧;政府目標2024年家外送托率達23.16%。

台灣托育服務的主力為居家保母,保母位於社區內,可近性高、收托時間彈性,得以因應家長多元的就業型態。但保母面臨嚴重年齡斷層,近6成的保母超過50歲,近2成60歲以上保母屆齡退休。提高家外送托率,廣招保母勢在必行,但少子女化對策計畫中,卻隻字未提保母人力招募,顯見托育服務量能還待開發。

2到6歲是孩子上幼兒園,公共化托育服務一位難求,仍是家長心中的痛。肯定教育部在少子女化對策計畫中,以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量為政策主軸,設定至2024年累計增設公立或非營利等公共化幼兒園班級數達3000班,合計增加8.6萬個名額,2到6歲入園率達72%。

非營利幼兒園則逐步在各縣市遍地開花,從2018年125園,翻倍成長至2021年294園。惟有擴增公共化托育服務量能,消化排隊抽籤的等待名單,方能回應廣大家長的對於平價、優質、普及與非營利托育的理想。

(圖/美聯社)

育嬰假以「月」為單位,塊狀請領缺彈性

最後,台灣育嬰假的請領單位、使用年限都有待改革,以「月」為單位的塊狀請領,員工必須育兒工作二選一,怕中斷工作後的復職問題,也怕一請回不了職場。只能使用至孩子滿3歲前,忽略幼兒園、國小低年級,學校腸病毒停課或突發狀況,仍有家長親自照顧的需求。

對此,觀察瑞典模式,可選擇以「小時」、「半日」、「日」或「月」為請假單位,且使用至子女滿8歲前(瑞典後續更修法,2014年出生後的孩子,家長可使用至子女滿12歲)。重要的是,研究發現性別間的休假方式不同,男性較常休較短的時間、彈性使用,顯示化整為零的育嬰假可激勵男性請領。

而若礙於現行育嬰假為「留職停薪」的概念,可採另立「親職假」提供育兒家長新的假別選擇,彈性、延長使用,調和家庭與職場及性別間的育兒分工。然而,對此參考模式,政府與多數資方團體以人力調度困難與企業成本考量,建議審慎評估。

北歐經驗清楚說明投資性別平等的兩大政策作為,擴增公共托育服務,支持女性就業,支持家庭雙薪;建置彈性親職假,引導男性成為育兒神隊友,雙雙形塑性別更平等的家庭和職場,為提振生育率最有效的政策。就此,台灣政府急待加緊腳步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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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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