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大不會好？為什麼我30歲才發現自己有ADHD？【新聞實驗室】

我有ADHD？ 精神科醫師也是長大才發現

精神科醫師陳璿丞大五實習時，在兒青科門診遇到ADHD孩童，驚覺簡直是自己小時候的翻版。從丟三落四到坐不住，他第一次將長期「跟別人不一樣」的感覺，對應到醫學診斷。

陳璿丞回憶同年時爸爸帶他出去看展覽，都會抓緊他的手，例如去故宮參觀，陳璿丞會覺得畫好逼真就想伸手過去，「因為我會想要去摸，我不會在意別人，我就是想要摸。」

ADHD 特質沒有隨著長大消失。陳璿丞發現自己很難負荷外科手術那種極度靜止、動輒數小時的單一專注力；相反地，臨床實習「每兩週換科」的快速變換，正好滿足他大腦對「新奇與變動」的渴望。

陳璿丞想起就讀醫學系時，醫理學習需要沉浸式學習，自己讀那科就很痛苦，但是進入臨床，「每兩個禮拜或一個月就換科，我覺得這是一種救贖。」

多巴胺偏低 僅三分之一患者長大好轉

ADHD是大腦的生理差異。由於ADHD的患者多巴胺與正腎上腺素水平偏低，讓大腦難以感受長期獎勵，轉而追求當下刺激。因此在執行枯燥或是反覆的工作時，難以進入工作狀態，或是出現細節疏漏。常被貼上「懶散」、「粗心」的標籤，容易導致慢性焦慮與憂鬱。

精神科醫師吳依倫解釋，過動症狀通常會隨年紀長大緩解，可是注意力不足通常會延續，成年後可能不再跟人打架，但會變成內在一直處於焦躁、煩躁，讓工作效率跟時間管理變差，「很多個案長期用『過度努力』的方式，記一堆筆記讓自己不要忘記，長期處於很耗能的狀態。」

ADHD 患者的「前額葉皮質」發育平均晚了三年，這組負責控管衝動的指揮中心功能較弱，難以有效調節情緒。這導致憤怒常如斷路般瞬間爆發，而這種失控，往往在事後讓患者陷於深深的自責與社交恐懼。

吳依倫分析，有三分之一的ADHD患者長大好像漸漸就變好了，可是有三分之一的人，他是還是有症狀，可是他的症狀就換另外一種型態，最後三分之一的個案他們是很需要介入，「他們就是從小到大這個症狀就一直持續到成人。」

ADHD診斷準則圍繞男性 女性漏診率高？

相較於男性的外顯行為，許多女性 ADHD 因兒時過動特徵不明顯，常被漏診。Tako 在 29 歲那年，因難以適應行政工作的細節壓力才確診，她驚覺自己長年的情緒敏感與易怒，其實都源自ADHD。現在她透過社群，致力推廣成年女性 ADHD 的正確知識。

Tako認為，自己被漏診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為目前的診斷準則是圍繞小男孩為中心的，女生的診斷比例比男生低很多，從3比1到9比1都有，也可能是因為女生把困擾內化了，沒有騷擾到外界，「外界覺得你既然沒有打人就沒有影響，但其實功能損害是一樣的，這對女性不公平。」

葉人華也是女性ADHD患者，她回憶起自己兒時的過動，常被視為格格不入，當同年齡的小女生乖乖坐著時，她卻停不下來，她從幼稚園就發現自己是格格不入的那種人，那時候一直有融入的問題，「我以前真的很不能接受有 ADHD 這件事，一直覺得自己有病。」

ADHD 的前額葉發育較慢，平均到 30 歲才趨於成熟。這段漫長的青春期對葉人華來說，直到 30 歲才迎來轉機——她透過社交舞學會了「情緒判讀」，她也同樣經營社群，用漫畫紀錄ADHD患者的日常。

「我覺得我的前額葉終於長完了。」葉人華說，因為自己喜歡上跳社交舞，需要大量、直接跟人面對面，去讀取別人的感覺、身體的動向，在這個過程中，她突然學會了怎麼看別人的感覺，「朋友難過、生氣、心裡有話不說，我就會感受到。」

 及早治療可改善 ADHD該吃藥嗎？

台灣ADHD盛行率約9%，卻僅有1%接受完整治療。即便及早發現的改善率高達 80%，多數人還是會因為不了解而卻步。為了推廣正確知識，精神科醫師陳錦宏創立「赤子之心」協會，呼籲及早介入，藥物能有效控制。

陳錦宏解釋，ADHD藥物使用可以降低一半的頭部撞傷風險，骨折降低一半，車禍降低 17%，甚至連自我傷害、藥酒癮這些都可以降低。藥物也能補足大腦缺乏的多巴胺，增加學習動機，扭轉學習挫敗感，他舉例最近有一個孩子，本來學測模擬考分數幾十分，治療以後快滿分，因為他本來是聰明的孩子，只是因為缺乏多巴胺，「補起來，他整個就可以發展。這就是功能。」

對 ADHD 孩子而言，學校日復一日的規訓生活，是一場艱難的耐力賽。高中生小歐（化名）患有ADHD，他說國中時期的藥物不只是讓自己大腦維持開機的關鍵，藥物在身體上很有幫助，有吃藥會變得比較可以克制自己，「如果沒吃藥，那天就會沒什麼精神，可能自己做了什麼我都不知道，藥物會讓我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

ADHD 往往伴隨著衝動控制的困難，小歐過去因為極度敏感，常與同學發生肢體衝突，但隨著治療，他開始學會與外界建立邊界，而不是用拳頭解決問題，小歐回憶，國中以前自己會有個小區域，不希望人家靠近，有人碰到他的桌子，會不管打不打得贏都先揍他一拳，「但這些在高中之後變得比較改善，除了藥物，媽媽帶我去上的課、跟別人交流的經驗，這些累積下來都蠻有幫助的。」

社會對藥物與醫療的排斥，有時反而成為家長最沉重的壓力來源。當小歐確診ADHD之後，小歐媽媽也面臨了來自親友排山倒海的壓力。小歐媽媽回憶，當時有朋友甚至哭著來跟她說，拜託你不要給孩子吃藥，他說大家都說給孩子吃藥會有很大的後遺症，「但我那時覺得，孩子要不要吃藥，你不是問親戚朋友、問左右鄰居，你應該要交給專業。」

除了醫療支援，支持 ADHD 孩子走得長遠的關鍵，往往是找到「熱情所在」。小歐覺得找到自己喜歡做的事情非常重要，他從國三確定了想走的方向之後，就開始變得很努力、很專注在那個方向上，「現在同學們聽我分享我有這些狀況時，都會反應說：『現在完全看不出來』。」

陳錦宏呼籲，社會了解最重要的一點是，當一個家長認真找專業去解決問題時，請給多一點鼓勵，對於ADHD家庭的支持，與其告訴家長「該怎麼做」，不如伸出援手問一句：「你需要什麼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