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事救難不宜背負陰謀論：再看台韓聯合搜救京都一號拖船事件【觀點】

（※ 文：廖英雁，寫作領域為海巡執法、軍事評析及歷史研究）

2022年4月23日，韓國海洋警察廳的太平洋級「朱雀」號巡護艦（KCG-3012，주작함），在向我方致謝道別後，循台灣海峽北上離開，結束15天的跨國搜救。3000噸級的朱雀艦此次前來我國，乃起因於4月7日遇難失蹤的京都一號（Kyoto 1）拖船，由於6名船員皆為韓國公民，韓國政府迫於輿論壓力，向我方提出申請獲准，派遣KCG-3012朱雀號巡護艦、D-01潛水援助艦前來與我方海巡艦艇聯合救難。D-01艦於15日離開高雄港後返回韓國，朱雀艦則持續作業到23日。

此次聯合救難，儘管仍有2名失蹤船員未能尋獲，但在超過2週的過程裡，從磨練口譯溝通、劃定任務水域、交流作業經驗、增進幹部學能，都為台、韓雙方寫下歷史新頁。可惜從9日韓國艦艇抵達我國海域到22日離開的前夕，坊間也不乏高分貝批評，陰謀論層出不窮。如今朱雀艦已離境多日，該是逐條辨明、以正視聽的時候了。

迷思一：讓韓國海警船進入我國內水，是喪權辱國？

韓國海警船加入搜救的第一個疑義，在於京都一號在澎湖海域遇難，依照行政院1999年公告「中華民國領海基線、領海及鄰接區外界線」，澎湖水道屬於我國內水（Internal Water）。因此有論者強調內水等同我國領土，痛批「容許他國政府執法船舶進入我內水水域值勤」是「自願放棄事涉主權之海域管轄權」。但此說頗有誤解。

澎湖水道為何在我國定義為內水呢？這是因為我國領海採取混合基線，以「直線基線」為原則，「正常基線」反而為例外，造成領海基線往外推移，原本台灣本島與澎湖群島之間不被認為是內水的12浬領海（Territorial Sea），與超過12浬的公海，也被包圍在領海基線裡成為內水。

但「內水」真的完全不得進入嗎？1982《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早有明言：如果沿海國依據公約第7條規定，使原本不是內水的區域因為直線基線而被劃為內水，則外國船舶遭遇這種特殊的內水，只要不違反公約第17、18、19條的規定，平時即可依據公約第8條規定享有「無害通過權」。

事實上，平日常態入侵澎湖海域非法捕魚、買賣油料、走私販毒的中國船舶，才是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9條第2款規定（包括：違反沿海國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的法律；發生故意和嚴重的汙染行為；從事捕魚活動等等）的慣犯，不僅不符無害通過定義，還應視為「損及沿海國的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嚴格打擊。與其糾結在韓國海警船進入澎湖海域的個案，還不如支持海巡署對越界陸船的各項驅離、登檢、扣押、逮捕等執法作為。

更何況，此次韓國海警船前來我國海域，乃是基於非常狀況從事跨國救難，且申請獲准均有紀錄。「救難無國界」並非空話，畢竟數百年來的教訓提醒人們，海事意外與海難除了損及人命與財產，船隻的殘骸、燃料與漂流物還會產生嚴重汙染、危及航安，造成區域性甚至全球性的影響。因此《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SOLAS）、《海上搜索與救助國際公約》（SAR）、《國際海空搜救手冊》等等的訂立，都是期盼各沿海國捐棄平時成見，跨國積極救助海難，並在協調、分工、執行等層面做出適當規範。

我方對於外交關係特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能訂有兩岸聯合海事搜救機制（含法源依據與實體組織），累積不少實務經驗了。若對於外交關係相對和緩的韓國，反而刁難共同搜救，才是貽笑大方。

回顧韓國搜救協調中心（RCC）獲知京都一號遇難當天（4月7日）下午4點47分，便向我方交通部航港局、國搜中心、海巡署申請派遣海警船加入搜救，獲得我方許可後，始派遣KCG-3012、D-01兩艘艦艇馳援。上述船艦於4月9日11時50分抵達澎湖海域，海巡署也派出4000噸級嘉義艦、1000噸級屏東艦、600噸級金門艦，以及多艘100噸巡防艇伴隨共同搜救，並未放任渠等在我國內水獨立作業。

從韓方提出申請、我方許可，到依照我國海巡救援規劃，全程伴隨韓國海警聯合搜救，都可證明我方享有內水的完全主權（含規範管轄權和執行管轄權）。喪權辱國之說是否合理？有識者自可判斷。

迷思二：韓國不惜一切代價遠程搜救，內情絕不單純？

韓國海警船加入搜救的疑義之二，在於部分論者質疑「韓國執意前來我周邊海域進行水下搜索作業，到底是遇難船員身份特殊，抑或是該貨輪落海貨物特別重要，不惜一切代價派遣機艦遠程搜救」，認為內情不單純。然而上述論點明顯疏於查證。

由韓國《放送公社》、《世傑日報》、《News1》等等媒體報導可知，京都一號遇難後，船員家屬抗議韓國政府應對不力、連事故現場經緯度跟狀況都沒能答覆。拖船上6名船員（3人60多歲、3人70多歲）都是釜山居民（金井區1人、中區2人、西區2人、海雲臺區1人），於3月29日透過當地船員派遣公司登上事故船（據稱此船出發前未予適當修繕），由於天候惡劣，等了3日之後終於開航，未料在從釜山港前往印尼巴淡島港（Batam）的途中遭難。當我國海巡艦艇於4月8日上午撈獲2具遺體後，韓國政府卻直到下午還未告知船員家屬詳情，他們甚至要靠媒體報導台灣消息了解進度，自然怨氣沖天。

從2014年「世越號」事故引發舉國憤慨「海難救難不力」，迫使韓國海洋警察廳一度解散改組的前車之鑑，不難明白星星之火足以燎原。韓方緊急派艦來台搜救，實有拆解自家政治炸彈的意涵。雪上加霜的是，4月8日凌晨一架從KCG-3012艦上起飛的S-92直升機不幸失事墜海，4名機組人員2死1失蹤。上述2艦此行背負的期望，也就更形巨大了。名嘴質疑韓國政府別有居心，恐有忽視他國苦難、惡意解讀之嫌。

迷思三：韓國潛水援助艦在我國領海潛水，可能祕密打撈戰機殘骸？

韓國海警船聯合搜救期間的另一個陰謀論，是懷疑韓方以救難之名行情搜打撈之實，例如質疑D-01潛水援助艦「萬一打撈到我失事戰機或殘骸及飛彈，涉及國安及領土主權問題，不是單純人道救援」。

問題是，前述論點立場相當反覆：4月11日，特定論者質疑「韓艦是否具備有我方所無之搜救能量，必須同意其前來共同作業」；12日，待我國媒體取得D-01艦公開諸元，即改口聲稱「能否運用水下救難能量，在我國內水進行打撈作業，是否存在不可告人玄機」。

而14日，該艦於嘉義外海疑似俥葉絞網，申請進入高雄港整補，惟於進港時第二次快篩發現一名船員呈陽性反應，遵循我國CDC處置人員不上岸、不採檢PCR，整補後離開，同一論者又建議「讓俥葉受損艦進港處置才算是人道」。說詞之錯亂，坐實了「不根之論，擾亂民心」的抨擊。

韓方D-01潛水援助艦，確實具備我國所缺的救難能量。該艦全長53公尺、寬12公尺，自動化程度極高，僅需15名常駐船員，另可搭載15名潛水人員，艦上同時可施放4名潛水人員，並配備可容納10人的減壓艙、搜索深度達100公尺的水下無人載具（ROV），能應對火災、擱淺、沉沒事故。

而我國海軍、海巡迄今尚無同級先進船舶，僅有甫於今年3月15日安龍、刻正興建中的「安海計畫」救難艦稍能相提並論，但自動化程度也遠遜於D-01（安海艦全長87公尺、寬15.5公尺，船員編制卻高達95人）。因此讓D-01共同搜救失蹤拖船，確實是結合我方豐富經驗、韓方先進裝備的截長補短之舉。

更重要且需澄清的是：潛水援助艦的用途，是及早掌握事故現場水下狀況，對接水下船隻，救出受困人員，並非外界常誤認的廣域水文情報蒐集（此為海洋科研船專長）或打撈機敏裝備殘骸（此為專職商業打撈船的領域）。D-01艦上的ROV也非用於水下掃雷，很難逕行改為測繪海床地貌。此次韓國派遣的是救難艦艇而非海研船，除了向家屬提供保證之外，也可表明任務目的不做他想。

此外，縱使是裝備齊全的海研船，打撈作業也未必能朝夕奏功。以我國民間「寶拉麗絲」號為例，搭載差分衛星定位系統、水下定位系統、單／多音束測深儀、側掃聲納、地質剖面儀、磁力紀錄器等設備，受託尋找空軍2020年10月底失事的F-5E戰機殘骸，也花了兩個月才成功定位，等到海象平穩後始於隔年4月底打撈上岸。而用途並非情蒐打撈的D-01艦，要在我方艦艇戒護下祕密打撈戰機殘骸，就更困難了。

迷思四：朱雀艦在台灣西南海域逗留，是海底地形具有軍情價值？

韓國海警船加入搜救的第四個爭議，則是D-01艦因故撤離後，KCG-3012朱雀艦仍在我國周邊海域滯留數日，又被質疑「4月18日凌晨該艦船速減慢，在台灣西南海域刻意逗留所涉及海域範圍，對比海底地形圖，就讓人覺得更可疑」。

然而，朱雀艦延後撤離的實際原因，乃是京都一號遇難船員還有2名未能尋獲，家屬向政府施壓，才將搜救的天數延長，直到4月23日才離境，過程中我方海巡600噸級金門艦、10032艇、10025艇仍全程伴隨。

朱雀艦4月18日到23日的航行路線，當真涉及軍事敏感水域嗎？我們不妨對照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繪製的台灣海峽海底地形圖。該艦於17日整補後離開高雄港、18日凌晨到下午在澎湖群島西南方慢速航行，保持在我國領海基線以外。該處在澎湖水道以西、台灣淺灘以東、海底地形相對平緩，水深約50至80公尺之間，與深度可供潛艦坐底伏擊的南中國海海盆邊緣仍有相當距離。此後，朱雀艦往西北航行至海峽中部，自20日至23日在我國鄰接區水域外側規律來回直線航行，直到23日才撤離，並未進入近年來因抽砂船肆虐而聞名的台灣淺灘（Taiwan Bank）。

試問：朱雀艦身為普通的海警船，缺乏反潛模組、側掃聲納、溫鹽深儀、ROV，僅有避碰測深儀（echo sounder），18日並未進入海峽西南端的澎湖峽谷（Penghu Submarine Canyon）或福爾摩沙峽谷（Formosa Submarine Canyon）等地，則要何等黑科技，才能「遙測」到當地水文資料？而該艦20日到23日間航跡也未進入台灣淺灘海域，又需要何等超能力，方可「感應」到該區域水下沙洲的流失或位移情形？坊間名嘴未求證、先臆測，絕非負責的態度。

結論：海事聯合救難，不宜以陰謀論或國安危機解讀

4月26日至28日，韓國京都一號失蹤船員家屬為他們低調舉行了葬禮，將尋回的4具遺骸葬於釜山永樂公園。後續作業仍在進行中，而之前失聯的海外船東是否違反韓國的海員法、船舶工作人員法與船舶安全法規，以及船舶保險是否刻意漏保，也是討論焦點。這起事件堪稱航管界探討勞動安全、權宜船（convinient ship）、海事詐欺等等議題的典型教材。過程裡的台、韓聯合搜救，也展現了我國海巡署的執法救難經驗，能為未來參與跨國合作奠定基石。

遺憾的是，幾乎在同一天，我國立委針對此案質詢國安局長時，卻引用坊間錯誤資訊。不但誤會D-01潛水援助船可用於蒐集水文資料，甚至張冠李戴指稱該艦因俥葉受損進入高雄港維修，出港後又在台灣海峽中以東持續搜索。可見陰謀論對資訊傳播的巨大侵蝕力。

在人類歷史上，支持陰謀論者常以「言論自由」為護身符，主張就算所言並非完全真實，仍能提醒大眾小心，甚至自比為抵抗當權者的鬥士。但陰謀論信奉者往往忽視自己產製「不實資訊」造成的危害，只管提出新的質疑、臆測與指控，享受特定群眾的膜拜，不管求證的責任，長此以往將加劇社會的動盪仇恨。

若人人皆能善盡查證責任、避免偏見，謠言將止於智者，陰謀論又怎能掀起波瀾呢？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站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