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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救助法門檻高?無家者難取得低收入戶資格!【獨立特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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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救助制度正面臨嚴峻的系統性失靈,根據數據顯示,國內低收入戶僅占總人口的1.3%,遠低於日、韓等鄰近國家的15%貧窮率,反映出法規門檻與現實社會結構的嚴重脫節。現行《社會救助法》因「虛擬所得」設算、家戶所得合併計算及「人籍合一」等三大核心爭議,導致高達九成的無家者被排除在救助體系之外。雖然衛生福利部已研擬修法,但民間團體認為改革力道仍不足以翻轉斷崖式補助與貧窮陷阱。唯有透過放寬所得認定、建立就業緩衝機制,並落實以實際生活現況為準的審查原則,才能建立具備韌性的社會安全網,接住游走在邊緣的弱勢群體。

虛擬所得脫離現實 基層勞動者難跨救助門檻

在現行《社會救助法》框架下,16至64歲具備工作能力者,即便處於失業或從事低薪的非典型勞動,制度仍會以每月29,500元的基本工資設算其「虛擬所得」。非典型工作者可樂指出,他在社工協助下從事街道清掃,每月實領薪資僅約17,000元,扣除租金與生活費後已所剩無幾,但因未滿65歲且被認定有工作能力,即便生活艱辛也難以取得低收入戶資格。他強調,這份工作雖然薪資微薄,但能讓他在街頭流浪多年後重拾尊嚴與社會連結,然而現行制度的所得設算卻未能反映他真實的經濟困境。

針對此現象,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所長蔡培元分析,政府採取虛擬所得設算的初衷是基於「工作倫理」,擔憂直接發放現金補助會降低民眾求職意願,並以台灣地下經濟蓬勃、所得難以查核為由維持此制度。然而,蔡培元認為,多數國家已轉向以實際所得進行查核,虛擬所得已淪為將窮人排除在外的行政手段。

蔡培元進一步指出,目前台北市的低收入戶門檻約為兩萬元,若虛擬所得僅依政府規劃打八折計算,對單人戶而言,依然會因設算薪資高於貧窮線而無法獲得身分,修法若不針對折數進行大幅度下修,將無法產生實質效益。

 

非典型工作者可樂即便努力就業,但因月收未達基本工資且受虛擬所得設算限制,仍被排除在社會救助門檻外。(圖/獨立特派員)

 

居住權非資產 僵化審查機制阻斷救助路

除了所得認定外,家戶所得合併計也是另一個讓弱勢者止步的關卡。現行法律審核包含父母、子女與配偶的總收入與資產,即便雙方長期未同住,親屬的薪資財產仍會被納入審查範圍。新巨輪協會創辦人陳安宗對此提出質疑,他表示許多身障者即便個人收入極低,卻因父母留下的自用住宅不動產而無法通過低收審核。陳安宗認為,不動產若無買賣即無現金收入,將非流動資產列入計算並不合理,社會救助法應是協助有需求者度過難關的緩衝,而非因親屬名下財產就斷絕救助機會。

人間百味研究員周上智也針對此議題提出建言,他指出目前審查機制採計一親等直系血親的做法,忽略了現代社會疏離的家庭關係。他舉例,即便長輩的存款是其養老金,也會影響子女的申請資格。周上智主張,理想的修法版本應轉向「同居共財」原則,僅針對實際居住在一起、具有實質經濟連結的成員進行計戶,而非盲目列計未同住的親屬。此外,民間團體亦呼籲取消「人籍合一」的限制,讓居住地與戶籍地不符的無家者或租屋族,能就近在居住地申請補助,打破因戶籍制度造成的救助斷層。

 

拒絕乞討標籤 非營利組織建構共生家園

在社會救助體系無法全面覆蓋的情況下,民間團體成為了最後的避風港。新巨輪協會提供身障者共同生活與街賣工作的空間,讓他們能靠自己的力量生存。身障者阿卿表示,他們在街頭販售商品雖比一般通路略貴,但那是依靠自身勞力換取的報酬,並非向大眾乞討,這種自食其力的生活讓他們在晚年能有安身之處。然而,街賣工作極其不穩定,身障者阿元透露,即便在人潮湧動的捷運站口,有時一整天下來收入僅有幾百元,若沒有協會的協助,他們根本無力支付租金,最終只能流落街頭。

阿元感嘆,身為人就應該工作,但社會給予身障者的機會有限,協會的存在是他們唯一的依靠。陳安宗強調,協會的目標是改善大家的生活並創造工作機會,因為唯有增加收入才能真正改善困境。他直言,若制度只提供資源而不給予工作機會,僅是單純的救助,無法讓弱勢者真正脫離貧窮。他希望能透過修法降低門檻,輔導這些在社會邊緣掙扎的人進入正規生活,讓他們在風雨來襲時有處可躲,不再為了下一餐的著落而焦慮。

 

女兒就業即失去補助 弱勢家庭陷生計危機

現行社救法缺乏靈活的脫貧機制,往往導致受助者在收入微增後立即失去資格,形成「斷崖式補助」。身障者淑芳分享其痛苦經驗,他過去長期擔任單親媽媽照顧兩名子女,依靠低收補助維持生活。然而,當女兒大學畢業找到月薪三萬多元的工作後,全家的低收資格隨即被取消。淑芳說明,女兒需償還學貸、負擔房租與給予其生活費,負擔極重,為了不增加子女壓力,即便身體不適仍得前往協會工作以賺取看病費用。

對此,蔡培元觀察到經濟弱勢者的收入往往呈現起伏不定的狀態,一旦因微小的收入增加就撤銷補助,反而會讓他們陷入更深的貧窮恐懼。他建議修法應納入「脫貧緩衝機制」,例如在受助者開始工作的一段時間內,允許保有一定額度的存款或分階段調降補助,而非立即取消資格 。蔡培元認為,制度應鼓勵弱勢者嘗試就業,並在他們經濟狀態真正穩定後再移除低收身分,如此才能有效協助其脫離社會救助體系,而非讓補助成為一種不進則退的枷鎖。

 

自述收入取代虛擬設算 呼籲落實社工訪查

面對修法爭議,民間團體呼籲將「虛擬所得」改為「自述收入」,讓申請人先自行申報實際所得,再配合稅收紀錄、勞健保資料或社工訪視進行確認。蔡培元建議,若發現有詐領或偽造文書之情事,可透過處罰規定予以制衡,而非預設所有人都有基本工資收入。周上智則強調,對於從事兼職工作或有特殊難處的個案,制度應採認其自述收入,並配合職訓與就業媒合,讓福利與自立計畫掛鉤。

儘管衛福部在2024年的書面回覆中提到,未來修正重點將包含取消人籍合一、不計入未同住親屬的自用住宅,並針對中高齡、長期失業與街友將虛擬收入打八折計算。但蔡培元提醒,若折扣幅度未能低於六成,許多人仍會被排除在貧窮線之外。目前修法進度仍處於蒐集意見階段,內容與民間期待存有明顯落差。在法律修正案正式通過前,數以萬計的貧窮邊緣者仍將持續在制度的高牆下掙扎,等待一個能真正接住他們、提供基本生活尊嚴的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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