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紙文件開啟中國補教業寒冬 為何整肅大刀揮向培訓機構?

7月23日,中國當局發布了一份官方文件──《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工作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6千多字的篇幅宣吿中國教育的「雙減政策」落地。

所謂的「雙減」是指減輕國高中學生過重作業負擔,以及過多校外培訓的負擔。這把整肅的大刀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道,預計斬斷中國補教業的命根。

註:中國稱補教機構為校外培訓機構,故本文以下內容多以「培訓機構」稱之。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今年在中央改革委員會上表示,校外培訓機構無秩序的發展,是中國義務教育最突出的問題之一。

培訓機構不可再營利 教育類股價斷崖式崩跌

首先,官方宣布將不再批准新的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成立,現有的機構則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不可融資、上市、併購或收購,也不准刊登廣告;就連學費標準也由政府統一制定計價辦法,以遏止培訓機構過度逐利的行為。

另外,所有培訓課程禁止超前學校進度,且不可利用法定節日、假日及寒暑假上課;無論是實體課還是線上課,每堂課都要控制在30分鐘以內,課程間隔至少10分鐘,且晚上9點後不得開課,種種舉措都直接壓縮培訓機構可開班的數量。

雙減政策落地當日,立即引發中概教育股拋售潮,海外上市的教育類企業股價也應聲下跌:中國教育集團龍頭「新東方」在港股收盤重挫逾40%,「好未來」股價下滑七成,從20美元崩落至6美元;另一家企業「高途教育」也跌了63%。

補教大集團也紛紛傳出裁員的消息:高途教育關閉中國境內13個地方中心,裁員超過萬人,連網路公司字節跳動旗下的「大力教育」、騰訊旗下的「微視」也傳出超過總員工數50%以上的大規模裁員。

官方展開整肅行動 重罰違規機構

早在5月31日,中國宣布開放三胎政策後,次日就宣布對作業幫、猿輔導、新東方、學而思等15家大型校外培訓機構實施重罰;包括虛構教師任教經歷、引用不真實用戶評價等多項指控,總計罰款金額達人民幣3650萬元。各地方政府也開始把「雙減」列為重點工作,在培訓機構開暑期班的高峰期,進一步加大監管和檢查力度。

究竟培訓機構對教育造成了什麼不良影響,為何成了中國政府的眼中釘呢?

近八成家庭年花7萬台幣補習 形成沉重負擔

上海市消保委去年發布了一份《上海、北京、深圳青少年教育培訓消費調查報告》,調查對上海、北京、深圳三地3000個有4至17歲孩子的家庭,在前一年度在校外培訓的支出狀況。

調查發現,78.4%的家庭在最近一年中有在校外培訓機構消費,平均支出約為人民幣16000元(約6萬9千元台幣),這還不包含義務教育的學費。七成受訪者表示,將來會繼續增加這方面的支出,可見校外培訓需求還在持續成長。

中國的培訓機構到底有多貴呢?不同城市會有落差,曾於中國執教的補教老師阿利,抓了一個大概的數字,據他描述:如果是小班制的課程,每2.5小時大概1000人民幣(台幣4300元),百人以上的大班級,一堂課約250到300元(台幣1000到1300元)。

「這個價位在台灣可能還可接受,但是以大陸那邊的國民所得來說算高。」以上還只是單堂課的費用,許多培訓機構都會一次收取一學期甚至一年費用,有些父母一整年的薪水就這樣一次花在小孩身上。

中國當局認為,過高的補習率不僅造成家庭的經濟重擔,導致生育率無法回升,也讓資本過度湧向培訓機構,規模擴張快速,導致許多亂象,破壞了教育本應為國民權益的本質。而大批學童課後湧入校外培訓機構,甚至讓學校的教學秩序和進度受到嚴重影響,

這份調查也指出,有65.8%的家庭在接觸培訓機構感覺非常不滿意,包括誇大宣傳、被推銷電話騷擾、教育品質差、報名後遲遲不開課、有問題時無法退費,甚至捲款潛逃的案例也時有所聞。

中國學生每天花大量時間在培訓機構中上課、自習。(圖/中國環球電視網)

無證教師非法教學 規避政策手法多樣

因為少子化,台灣學生人數銳減,許多補教老師長期台灣與中國兩邊跑,阿利透露,「疫情爆發以前,從台灣去對岸教書的老師還滿多的。尤其是早期那批補習班的班主任或老闆,差不多到2019年,是一個比較高峰的狀況。」

但在中國教書需要有當地的許可證,但是台灣老師經常是無照上陣,等於是違法教學,賺到了錢還得靠地下匯兌匯回台灣。

「因為早期台灣的老師不一定有教師證,台灣的教師證對方也不承認。所以補習班很多,我可以說絕大部分,都沒有登記。」換句話說,上有政策下也有對策,台灣的老師通常會透過仲介買證照、或是掛在有照老師的的名下,偷偷地開課,又或者以演講的形式賺講師費。

尤其中國不同城市的學歷、文盲率差很多,在偏鄉比較難找到高學歷的老師,不合格的老師也會變多。由於無照教師太多,政府監管非常困難,阿利透露,「台灣之前有一位老師,他在福州有被檢舉,檢舉完他就又消失了,然後他就去其他城市,有改名字。」

疫情爆發後,很多課程轉為線上,讓教師資格更難分辨真偽,根據《中國消費者報》報導,中國線上教育平台「學而思網校」,在去年5月列冊的語文、數學、英語科教師有58位,卻被查到僅有27人有註明教師證編號,家長也缺乏相關資訊把關,也因此影響到教學品質。

超收學生亂象多 「拍照搜題」功能也遭禁

大型培訓機構超收的情形也很嚴重。一般來說,補習班應該要遵守教室面積最大容留人數的規定,但是阿利強調,一定會超收,因為以業者角度來說,無法掌握會有多少人來報名,加上家長傾向找已經有一定名氣的老師,導致有口碑的培訓機構越做越大,就容易出現通報人數少於實收人數的狀況。

「這就牽涉到逃漏稅的問題,政府就必須去查,像是新東方這種每個省份都有的,就會很慘。」

有些超搶手的名師,機構甚至會一次開好幾間教室同步直播,但也衍生另一個問題,如果學生有問題想問的話怎麼辦?部分培訓機構與科技公司合作,研發「拍照找詳解」的App,遇到不會的題目,拍下來,軟體就會自動辨識文字、從題庫裡面搜尋到詳解。一方面可以幫老師篩選掉重複的問題,二方面能成為培訓機構招生的噱頭。

不過,這些拍照搜詳解的工具,也被中國政府點名影響學生獨立思考,淪為抄作業工具,禁止培訓機構再使用。

中國近年來出現許多以AI人工智慧進行拍照搜題的App。(圖/中國應用程式商店PP助手)

學校老師私下開課兼差 影響學生受教權 

除了無證老師以外,平日在學校教書,課後去培訓機構兼差的老師同樣屢禁不止。

比起學校教職,課外補課的報酬往往更優渥,阿利指出,「尤其是高考前總複習班,坦白講總複習課程是一種暴利,是高考前最後可以撈一筆的生意,對家長來講他希望小孩不要失常嘛。」

阿利還透露,有些老師在學校故意只教基礎,私下吸收學生到他開的補習班上課,補習時才會教得比較深入,如此就可以用同一套知識,領到兩份薪水,尤其在二線、三線的城市或是鄉下,這種情況會比一線城市更為明顯。然而這種做法,已經嚴重影響在校學生的受教權。

不過阿利補充,這樣的現象,通常只會發生在老師的私人補習班,而非大規模的培訓機構,畢竟機構聘用的老師必須按照規劃來教學,也因為學校老師是鐵飯碗,競爭程度不高,如何符合培訓機構的教學風格,且久久不被淘汰,也是一個問題。

從低年齡開始搶學生 孩子從小就當「雞娃」

培訓機構之間競爭激烈,為了搶佔客源,不少教育機構開始向低年齡層展班,提早吸收學生近來。阿利說明,「比方說,收國中生的培訓機構,為了未來長遠的客源,他會從小學開始開課,先將下一屆的學生先吸進來。」

培訓對象的年紀越收越小,有些幼兒園跟安親班為了招生,還額外開許多針對學齡前幼童的才藝班,甚至是出現針對0到3歲寶寶的「早教班」。

早教班的廣告經常引用國外腦科學發展研究,強調及早讓孩子進到班內學習,可以增強未來的社交能力、專注力、理解力。許多家長無法判斷資訊的真偽,上完課後也無法評估究竟有無成效,反而錯失了親自陪伴孩子、進行言教身教的時機。

培訓機構抓住家長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社會心理,搭配誇大的廣告推波助瀾,又因為中國也越來越重視學科以外的素養教育,家長從小就不斷為孩子補學科、補才藝,希望孩子能考好成績、上好學校。民眾將這類行為稱作「打雞血」,而被注入雞血的「雞娃」們,則被迫在幼年時就背負龐大的壓力和期待。

中國學生在挑選應試教材(圖/中國教育部)

不過阿利也說,在大陸教書十年來,感受最深刻的,也是高度競爭下的絕對認真。

「我覺得大陸學生上課的認真程度,超乎台灣的想像,不管到哪個階段,全班都是很聚精會神的上課,而且孩子的眼神是銳利的,代表他想從老師身上獲得更多東西。」

「我在過去(教書)前會有刻板印象,會覺得大陸也沒有多好,過去以後真的衝擊很大,也許是因為知道爸媽花了這麼多錢在栽培他,所以他也覺得不能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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