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品真偽誰把關？如何守護台灣的文化記憶？【獨立特派員】

市場偽作流竄 家屬揭露仿冒真相

日前在拍賣場，一件標示1931年製的雕塑家黃土水作品，因其在1930年即過世且名字被錯植為「黃水土」而遭疑。隨後在拍賣預展現場，另一位台灣日治時期重要雕塑家陳夏雨的作品《裸女之三》也同樣遭到家屬控訴質疑為贗品，逼得拍賣公司在最後關頭不得不宣布緊急撤拍。

陳夏雨基金會籌備會代表陳琪璜說明，他發現該作品真跡僅六件，目前分別由兩家美術館與個人收藏，家族則保留其餘三件，數量完全吻合，外面絕不可能有真跡流通。陳琪璜表示，對比展出真跡高度為18.5公分，贗品僅17公分，尺寸明顯不符，此為翻模複製導致縮小所致。

類似亂象在市場層出不窮，蒲添生雕塑紀念館館長蒲浩志也表示，六年前其父名作《戴耳環》遭仿售，真品紀錄為66公分，拍賣型錄卻標示為61.5公分。蒲浩志回應，面對此類偽作，家屬始終處於極度弱勢，當時被迫採取花費五萬元買回銷毀的消極方式息事寧人。

法規漏洞重重 拍賣行免責起爭議

藝術品真偽爭議不僅限於雕塑，拍賣會上也曾出現畫家郭雪湖的疑似偽作。蒲浩志說明，他在發現疑似郭雪湖的贗品畫作後，隨即轉交給郭雪湖的兒子郭松年確認，對方也認為該作品並非其家族物件。

對此，律師賴忠明認為，同一拍賣行短期內兩度爆發偽作爭議，顯示主事者收件業務出現嚴重問題。賴忠明解釋，拍賣行主要依靠收取交易佣金獲利，在競爭與生存壓力下，往往疏於審查收件。然而目前公權力與法律並未介入此市場，除非法規要求拍賣行比照當舖等特許行業，強制建置專家審查機制並藉此核發執照，否則糾紛將永無止境。

此外，蒲浩志也表示，面對提告維權建議，因訴訟程序太過冗長且家屬多已年邁，實際狀況中多無力承擔。賴忠明也回應，贗品案以詐欺起訴難以證明主觀意圖，賣家極易藉詞規避責，即便改依著作權法提告，法院也常因舉證不足判家屬敗訴，甚至曾有案例因專家鑑定意見相左而使雙方舉證皆未被採信。

人文考證受限 風格轉變增加難度

由於司法途徑無法有效釐清真偽，加上拍賣行對賣家身分嚴格保密，使疑似贗品得以能持續在市場流通。畫廊負責人黃于玲指出，台灣藝術市場贗品問題存在四十多年，自1980年代末期繪畫市場景氣蓬勃起，前輩畫家真跡供不應求，市場便湧現大量贗品。

黃于玲說明，揭穿偽作往往會觸動背後龐大的市場利益，其經營的畫廊就曾因此遭到不法份子惡意砸毀玻璃。在鑑定實務上，目前主要依靠人文鑑定與科學檢測兩大方法。其中，人文鑑定需要透過交叉判讀藝術家的創作題材、筆觸特色、色彩習慣、生活背景與作品來源履歷。

黃于玲以畫家廖繼春於1946年創作的《台中公園》為例示範，說明廖繼春非常熱愛描繪風景，其小幅畫作多採櫻花木板，大幅畫作則會使用麻布。然而，黃于玲也坦言，廖繼春不同時期的風格與媒材常有顯著轉變，許多作品常令人疑惑是否出自大師，研究必須從懷疑開始，這也增添了人文考證的難度。

科技工具輔助 解開偽畫大師面紗

當藝術作品因多次轉手而流向難以追尋時，科學檢測便能為真偽判定提供更為客觀的證據。正修科技大學文創設計與藝術保存碩士班副教授吳漢鐘說明，透過紅外線光譜儀檢測，可以穿透表面顏料，清晰看見底層隱藏的炭筆底稿、墨水筆跡甚至是與主題無關的漫畫。

吳漢鐘表示，大部分做假畫的案件在偽作做舊手法上雖然精細，但仿冒者卻仍常在落款簽名處露出馬腳。有些仿作會使用水彩簽名，以便在陳澄波等高價畫家好賣時擦掉重簽，但這類簽名中的阿拉伯膠在紫外線下會顯現獨特的黑紫色螢光。

此外，利用可攜帶式元素光譜儀，也能進一步精準地分析出畫作顏料中的各種化學元素。吳漢鐘以德國偽作大師貝特萊奇為例，說明他雖在跳蚤市場買舊畫重繪、收集19世紀灰塵以規避檢測，最終仍因誤用其宣稱年代尚未發明的「鈦白」元素而落網。吳漢鐘強調，科學檢測雖然是一項客觀的輔助工具，但市場仍需建立能讀懂科學數據與風格判定結果的第三方鑑定機制。

培育專業人才 健全鑑定體系把關

為填補國內專業藝術鑑識人才的嚴重斷層，文化部於2025年特別與正修科技大學攜手合作，致力於培育新生代鑑識人才。正修科技大學文物修護研究中心主任李益成說明，鑑定可能是必須要有一個真偽結果，而鑑識工作可能是在結果產出之前的收集資料與分析過程。

李益成坦言，過去多校開設鑑定課皆停辦，主因在於鑑定不易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目前業界仍偏重鑑價而非鑑定。當前缺乏政府主導的統一鑑定與查核機制，各相關單位僅能依循自有的審查機制來嚴格把關。

國立台灣美術館研究發展組組長薛燕玲表示，美術館在引進捐贈藏品時設有極嚴格審查，需經由研發組初步考證、學術審查會討論，再送往典藏審議會，若專家提出質疑則暫緩入藏。但薛燕玲也坦言，散落私人的前輩藝術家作品，若藏家不同意便無法檢測，研究往往只能透過爬梳文獻資料，如其考證黃土水名作《甘露水》便是歷經繁瑣比對，才最終確認該作品始作於1919年。

完善履歷資料 守護台灣美術記憶

更憂心的是，偽作正試圖透過公共機構「洗白」。像是2024年，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特展即被踢爆展出大量常玉、張大千偽作即為殷鑑。薛燕玲回應，美術館成立初期即面臨此風險，投機者企圖利用公開展覽鍍金，館方必須斷然拒絕。

黃于玲說明，若偽作在可信賴機構完成交易或留下紀錄，便等同被洗白。對此，賴忠明建議，拍賣市場應提高透明度，規定繳保證金者有權知道上一手賣家身分與來源履歷。

與此同時，面對體制防線的缺口，前輩藝術家的後代也正努力地積極展開自救。蒲浩志表示，他花費五個月整理出父親作品清冊，售出之作皆加上編號、簽名、蓋印與祕密記號防偽。

陳琪璜也回應，目前正依據父親生前委託筆記重建作品履歷，雖已掌握八成，仍遺憾未在父親生前完成。陳琪璜強調，粗劣的贗品與原本畫冊不符，是對大師藝術名譽的最大破壞。

黃于玲呼籲，年輕世代已開始重視台灣美術，藝術品代表時代的文化信仰，絕不能姑息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