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不婚不生成趨勢，社會與制度如何回應？【獨立特派員】

南韓推四不運動跨越國界的性別平權抵抗

在南韓深層的厭女文化與性暴力威脅背景下，一場名為「四不運動」（4B Movement）的性別抗爭正在延燒。這項運動倡導「不戀愛、不結婚、不生育、不發生性關係」，透過與男性保持距離，回應長久以來的性別結構不平等。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所長伍維婷指出，南韓職場普遍存在的薪資差距與就業歧視，加上沈重的育兒壓力，是導致女性拒絕婚姻與生育的核心動機。他進一步觀察到，部分男大生對於單身狀態表現出顯著焦慮，甚至將無法獲得配偶的挫敗感轉化為對女性主義者的敵意，認為女性追求平權是導致其生活困境的原因。

這種性別衝突在社會現實中演變為具體的肢體暴力。南韓女性溫智久（On Ji-goo）曾因短髮造型在街頭遭到男子攻擊，對方宣稱留短髮即代表女性主義者，該次攻擊導致溫智久聽力受損並留下深遠的心理創傷。《Be the Key》共同作者 Sarah Soeun Lee分析，四不運動與傳統街頭抗議不同，它更像是一種沉默的抵禦。他認為，大眾應思考為何南韓女性被迫透過「放棄」與「自我剝奪」來表達立場，而非擁有建立新生活型態的權利，這反映出社會在提供多元選擇權上的失能。

經濟結構與性別意識影響台灣未婚現象新常態

台灣雖然未出現如南韓般的集體對抗運動，但未婚人口的比例已出現結構性變化。根據內政部113年統計數據，25歲至29歲族群的未婚率在過去25年間大幅攀升，女性未婚率由47.5% 增加至79.85%，男性更從69.2%上升至近 87.4%。反映出不以婚姻為中心的生活方式，已成為年輕世代的普世選擇。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楊幸真的研究調查也證實，男女在單身焦慮上存在顯著差異。女大生普遍能享受單身生活，而男大生則較容易因缺乏伴侶而感到不安。在實際生活層面，單身女性展現出更具自主性的生活樣貌。

單身者Lana表示，獨自生活讓她能高效掌控時間，並將精力投注於舞蹈課與興趣愛好，生活顯得更為充實。另一位單身者文則認為，雖然人類需要陪伴，但親密關係不應僅限於伴侶，透過與家人及朋友的深厚連結，同樣能獲得心理上的滿足。他們在平日夜晚相約休閒、週末參與動漫Cosplay活動，享受多元自足的生活模式。然而，伍維婷提醒，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仍遠低於男性，且不就業的主因仍多為「料理家務」，這顯示性別分工的傳統框架依然限制著女性的選擇。

制度外的單身者稅制與社福的忽視

儘管單身人口已成為社會重要組成，但法律與制度卻仍停留在「婚姻中心主義」的想像中。性別與人權律師許秀雯批評，國家雖然在人口普查中調查非婚單身人口，卻缺乏更深層的實證研究來描繪單身者的全貌與實際需求。他認為，社會對單身者仍存有孤僻、不完整的文化標籤，而制度面的設計更是直接忽略了單身者的處境。

目前台灣的資源分配模式明顯向傳統家庭傾斜。伍維婷說明，社會住宅多針對兩人以上的家庭設置優先名額，而稅制、保險受益人設定以及家庭照顧假，皆以血緣或法律上的配偶關係為基準。他質疑，若數名志同道合的單身者同居並互相扶持，現行制度卻無法讓他們以撫養關係取得減稅，也無法在同居室友生病時申請照顧假，凸顯出法律對於「人與人關係」的認定過於狹隘，未能回應現代社會中非婚同居或友誼互助的真實樣態。統計上所謂的「一人家戶」，背後的需求圖像在制度設計中往往處於隱形狀態。

志願單親與生育自主檢討人工生殖法制

隨著成家定義的改變，單身生育權成為近年社會討論的熱點。《志願單親》作者Cindy曾在台灣經歷強烈的單身焦慮，認為未婚即代表不完整。但在赴美工作後，他發現家庭樣貌具有多樣性。Cindy最終在加州透過人工生殖產下女兒，他說明「志願單親」（Single parent by choice）是一種負責任的個人選擇，並強調美國社會有豐富的資源引導非傳統家庭的孩子成長，例如：體壇名將劉美賢與谷愛凌皆是在此類背景下茁壯。

相較之下，台灣法律對單身生育仍設有嚴格門檻。目前單身女性即使完成凍卵，仍須在婚後取得配偶同意方可使用，限制了女性對自身生育能力的自主權。行政院雖已提出《人工生殖法》修法草案，開放單身者與未婚伴侶使用相關技術，但社會爭議仍存。許秀雯強調，這項修法的重要性在於打破「先婚、後性、再育」的僵化腳本，賦予有子宮的人主導生育的權利。Cindy 則引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Claudia Goldin的觀點，認為台灣經濟發展與性別角色期待脫節，若男性對家務分擔的期待未改，唯有推動「婚育脫鉤」，女性才能免於被婚姻束縛的恐懼，進而提升生育意願。

解構婚姻中心多元親密與單身平等

面對未婚率持續攀升的趨勢，社會亟需建立一套能支持多元人生選擇的文化與制度。許秀雯認為，婚姻在歷史上曾被視為一種掩蓋社會非議的「遮羞布」，但現代社會應尊重每個人在單身、結婚或同居之間做出抉擇的權利。他呼籲社會大眾應試著理解並尊重不同形式的親密關係，而非將單身視為失敗的代名詞。伍維婷也建議，國家在開放單身生育後，應進一步提供留在職場的配套措施，並思考如何讓非血緣的共居關係在法律與政策面上獲得承認。

最終，推動單身平等並非要排斥婚姻，而是要消除對單身者的隱性歧視與制度限制。伍維婷強調，大眾應練習不要成為他人的「生活糾察隊」，而是轉化為支持者，確保每個人在任何關係中都能感受到尊重與安全，且不因其單身身分而在權利上有所缺損。當年輕世代的生活型態已經跨越了傳統邊界，制度的演進必須緊跟其後。從正視單身者的真實需求開始，台灣才有機會轉型為一個真正平等且多元的包容性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