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遭受歧視到以母親文化為傲——「新二代」尋回身分認同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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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滂沱下，騎著機車穿梭在宜蘭各級學校間教授泰文，這是來自新移民家庭的吳羿霆日常。以母親語言為業的吳羿霆，曾歷經一個月只有2000元收入、幾度想轉行的心酸，但如今她不僅是宜蘭全縣唯一的泰語老師、在12所學校開課，更身兼宜蘭縣政府新住民委員、教學輔導團顧問等職，替新住民權益發聲。
「我以母親文化為傲，更希望母親以我為傲」
民國85年次出生的吳羿霆，母親約莫在30年前從泰國飄洋過海，投入台灣成衣業，父親則是太魯閣族，兩人在宜蘭認識交往後結婚，生下獨女吳羿霆。
事實上，吳羿霆不是打從一開始就以會說泰語為傲。她原本在頭城唸小學，班上有四分之一的孩子和她一樣是新住民二代，「當時不覺得媽媽是泰國人這件事很奇怪。」
直到6年級轉學到宜蘭市區，吳羿霆才意識到自己的身分跟同學們不太一樣，甚至因此被同學排擠霸凌。她回憶，自己熱情地跟同學介紹媽媽是泰國人，卻換來同學嘲笑：「怪不得你看起來黑黑的。」
轉到第二所國小後，起初她選擇刻意隱瞞此事，卻因為被同學撞見媽媽來安親班接送自己下課，從此母親並非台灣人這件事，就成為班級間的八卦耳語，也讓吳羿霆變得沒自信。
在國中輔導老師鼓勵下，她開始透過書寫宣洩情緒，把這段親身經歷寫下來，並參加徵文比賽得獎，文章還被集結出版成書，讓她漸漸找回自己的身分認同。
升上高中後，吳羿霆開始在學校舉辦課程，分享泰國的電影與文化。最讓她印象深刻的是，有次邀請媽媽到學校教同學們做泰式料理，看著媽媽介紹泰國常見食材的身影時，她回憶起6年級被霸凌的自己，更相信自己有能力把「負面標籤轉成正面」。
到了大學階段，吳羿霆除了擔任校方與交換生的泰語翻譯，也更積極在校園內分享泰國文化習俗、舉辦潑水節活動。大三時，她決定以泰語老師為志業，開始參加教學支援人員培訓，並考取泰語教師證書。
吳羿霆大學畢業時，正逢台灣政府推出新南向政策，教育部108課綱隨之上路，學生選修的母語課程，除了閩南語、客語、或是原住民16族族語外，新住民7國語言也成為選項，於是，吳羿霆開始到2所學校任教。
但根據當時規定，像吳羿霆這樣的母語老師屬於教學支援人員，非正式編制，薪資是以鐘點費計，而光憑一個月2000元的鐘點費，根本無法養活自己。因此當時剛出社會的吳羿霆，除了教授泰語，也身兼特教班老師、學扶班老師、健康教育老師等職，直到後來有越來越多學校請她開課，才慢慢回歸專業。
隨著任教學校數增加，吳羿霆到處奔波的範圍與頻率也跟著上升，但交通費一學期只有3000元補助，讓她和其他母語老師一樣，只能選擇騎機車通勤，忍受風吹日曬雨淋。每逢寒暑假或是颱風天，自然也沒有薪水可領。
吳羿霆說，許多教授新住民母語的老師都是移民一代，光憑母語老師收入難以養活家庭，很多人都是用兼職方式，例如在原本正職的工廠每週請假半天來教學，鐘點費甚至比請假被扣的薪水還少。對這些老師來說，靠的都是對於家鄉文化的熱情。
對吳羿霆而言亦然。她認為這份工作「意義大於收入」，除了能在準備教材的過程中，更深一層地認識母親家鄉文化外，每當聽聞課堂上有學生因為新二代身分被貼上異己標籤時，她總會溫柔地提醒孩子們：「我們其實不奇怪，老師就跟你一樣。」
如今，吳羿霆已成為宜蘭近5年來唯一的泰語老師，並深深以有一名飄洋過來到台灣吃苦討生活的母親為傲。未來吳羿霆除了希望讓母親也以她為傲之外，更希望能替新移民發聲，讓台灣的新移民政策更加貼近理想。
「我的媽媽來自中國，但我是台灣人」
和吳羿霆擁有相似背景的新二代們，從2018年起陸續串連，成立「台灣移民青年倡議陣線協會」。該協會議題組成員劉俊良表示，很多人以為，隨著台灣在國際政治上轉型，以及新南向政策的推動，能讓新住民與其二代開始享受到身分紅利，不再受到種族歧視困擾。
然而直到2023年，在彰化還曾發生一名台越新二代在回家路上，遭到便衣刑警誤認是逃逸移工上前盤查，導致該名新二代少年以為遇上綁架事件要逃跑，結果撞上耕耘機受傷的案件。
劉俊良指出，每當這類事件發生時，就會有新二代青年們聚在一起分享生命經驗，他們也因此發現，許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依然會遭遇「赤裸裸的種族歧視」；原本以為只是個人碰上的獨立事件，在彼此身上發現相似遭遇後，就不再只是巧合。
曾經，劉俊良也對於母親來自中國而感到不自在。他還清楚記得，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事件爆發時，當時就讀小學的他就已經明顯感受到台灣人普遍對於中國的厭惡。
不過，劉俊良當時還不知道如何處理母子關係，導致他選擇「隱身」，高中一畢業就刻意到異地求學，甚至連過去的伴侶都不知道他的母親是中國人。
直到大學申請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補助，劉俊良以「中二代的國族認同」為主題，質性訪談11位與他有類似家庭組成的中二代。在閱讀文獻時，劉俊良彷彿看見了母親的身影，他決定打電話回家給媽媽，透過田野調查，才重新修復了自己與母親的關係。
來台之前，劉俊良的母親擁有不錯的學經歷，卻因為在台灣缺乏人際網絡，難以找到與專業領域對應的工作，加上早年台灣社會期待新住民來台後無償提供家務勞動，劉俊良說，在「父權與國族共謀」之下，母親和早年許多婚姻移民一樣，沒事不得拋頭露面，工作頂多選擇離家近的服務業，目的只是為了補貼家用。
「即使到現在，當我要跟別人說我是中二代時，那感覺就好像公開出櫃，不時會讓我額頭冒冷汗、腳發抖。」
在某場Podcast節目中，劉俊良曾經被主持人問到身分認同，當時不等主持人說完問題，他便著急強調：「我是台灣人！」深怕流露出一點點的遲疑，都會導致對方對自己產生懷疑。
在劉俊良眼中，「認同」二字表面上看似個人，實際上卻是社會集體認知的結果。當一個人的身分被社會高度污名化，自然容易自我否定，看似殘忍的切割，實際上卻是為了保護自己。
劉俊良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台灣社會可以正視污名、拆解偏見、重建認同，每一位新住民與二代都能不再對自己的移民背景感到焦慮，真真切切地被台灣社會所接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