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九合一／「曝光度都是靠錢換來的。」銀彈、樁腳缺一不可，小黨如何出頭天？
1998年立委選舉，作家曾心儀代表建國黨參選，同一選區競爭對手有韓國瑜、李慶華、羅明才等人，最終曾心儀以0.5％得票率落選。「選舉一來做社會運動，後來發現毫無樁腳，背了100多萬的債。」
20年後，她在紀錄片《狂飆一夢》中，道出台灣小黨參政的最大罩門：沒錢、沒樁腳。
1987年，總統蔣經國宣布解嚴隨而解除黨禁，30多年後，台灣政黨早從「一黨獨大」轉為「兩黨制衡」，卻始終沒有第三個政黨能夠穩穩在藍綠之外的持續發聲。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前研究員曾建元認為，藍綠長期經營地方勢力，形成盤根錯節的「樁腳」文化，「除非是政治明星，否則很難脫穎而出，這是台灣第三勢力的困境。」
穩住基本票源的柱仔跤
樁腳，又稱為「柱仔跤」（thiāu-á-kha）。根據教育部國語辭典解釋，樁腳是指在選舉時替候選人拉票，掌握基本票源的地方人物。
出身苗栗縣的曾建元觀察，樁腳在地方政治的角色，以及許多鄉鎮農會與國民黨關係密切的原因：1951年政府通過《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對當地農民幫助很大，「客家人的性格就是受人恩惠，就會終身感謝，會以選票報答人家」，也因此苗栗始終是「藍大於綠」的縣市。
1999年，美國戴維森學院（Davidson College）東亞政治學教授 Shelley Rigger 發表剖析台灣選舉文化的書籍《Politics in Taiwan: Voting for Democracy》，書中將樁腳分成3類：政治性樁腳（村里長、鄰長等）、社會性樁腳（親友、校友、宗親等）以及組織性樁腳（農會、漁會等）
組織性樁腳的跡象不止出現在苗栗，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生林毓馨曾訪問某直轄市一名農漁會地方組織系幹部。該受訪者直言，「水利會、農會、漁會，以前攏系藍ㄟ，過去如果選舉要到了，在某個時間就會透過員工、組長、代表等系統鋪錢，不一定什麼時候交代，但選舉前一定會拿到，那時候這種選舉風氣常態到，根本都還沒交代，系統幹部就會出去拉，然後錢再慢慢分。」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王業立長期研究選舉制度與地方政治，他認為，1949年國民黨來台後就在地方耕耘長達70多年，民進黨創黨至今也有30多年，兩黨在地方各有樁腳「基本盤」，也就是穩定票源。
為了取得優勢，部分候選人選擇鋌而走險買選票，這時樁腳就成為了候選人與選民之間的橋樑。中州科技大學副教授謝侑道在〈台灣選舉中候選人賄選技倆之剖析〉一文中直言，唯有透過樁腳，候選人和選民才能建立連結；唯有透過椿腳，整個買票作業才能進行。
但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無論是賄選或意圖妨害選舉等，都各有罰則。意圖妨害選舉，可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若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於賄選，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罰金。
因此候選人會用人情或其他非金錢利益交換，比如關說與請託等回報，請求樁腳助選。
「沒關係就是有關係」 的選民服務
「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
王業立認為，「關係」和「人情」在地方選舉文化中，是左右選情的關鍵。「有借有還，讓選民欠人情，選舉時來請託投票還人情，這是到現在都難改的政治文化。」
所謂「讓選民欠人情」，除了「路平、燈亮、水溝通』，跑紅白場、三節晚會贊助禮品等等，這類「賣人情」給選民的傳統手段，不少民意代表現更擴大守備範圍；王業立舉例，許多組織申請營業執照或許需要3個月時間，「但議員去講一講，可能兩個禮拜就好了，因為政府官員不敢得罪民意代表」，以增加自己勝選的機率。
王業立說，雖然學術界常用社會網絡理論解釋非都會區比較重視人情世故，至於都會區因外來人口眾多，且鄰里關係相對疏遠，「但都市人看待人情的方式並沒有顛覆性改變，他們還是很重視這塊。」
他表示，儘管台灣部分地區已經都市化，但非都市和都市議員經營樁腳的差異，只是從「水平」變成「垂直」，「現在社區大樓不能直接進入，但如果跟管理委員很熟，有什麼活動就會主動通知議員到場。」
王業立舉例，2016年林佳龍當選台中市長，成功讓執政13年的胡志強落選，當時有媒體形容他「蹲點十年，蛻變成活龍」。王業立對林佳龍也印象深刻，「他各種大小場合都跑，連台大中友會他都會來打招呼、上台講話。」
他認為，雖然都市化後，人與人的關係相對冷漠，「但林佳龍所做的，其實還是農村時代的事。」
不過，選民服務講究動員能力，小黨議員即便當選，在有限的人手和經費下，要同時兼顧監督市政和選民服務，難度非常高，甚至有可能顧此失彼，導致無法連任。
「拔樁」難度高？ 小黨創新選民服務模式
樁腳文化根深柢固，如何在這框架裡爭取更多選票，甚至改變選舉文化，就成為小黨成第三勢力的必。
2018年柯文哲連任台北市長，隔年創立台灣民眾黨（以下簡稱民眾黨），2020年在第10屆立委選舉獲158萬多張政黨票，取得5席不分區席次，是國會第三大黨。短短3年，地方議員數掛零，首次投入地方選戰，秘書長謝立功表示，地方樁腳關係複雜，不可能一夕改變，「但我們會慢慢來，一步一步說服選民認同我們的理念。」
謝立功說，黨內不少參選人都有專業背景，比如醫師或律師等，「平常他們會去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或衛生保健的諮詢和講座，這也是一種選民服務。」
主張「小民也能參政」的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以下簡稱小歐盟），黨總召張淑惠則更希望，台灣選舉文化可以漸漸改變。
2018年九合一選舉，歐巴桑聯盟匆匆草創，選後才登記成立為政黨。總召張淑惠表示，「推動台灣成為不拘身份皆能參與政治的社會」是組織的核心價值，因此這屆選舉依舊維持「草根」選舉模式——不設看板、不發面紙、不送口罩。
她表示，小歐盟的選舉工程，主要是以街頭短講為主，「候選人就可以跟選民建立直接關係，不會中間隔了一個人（樁腳）。」張淑惠認為，投票給小歐盟的選民都是認同組織理念，並非因為樁腳指示而投，「這才是選舉該有的模樣。」
除了主張「小民參政」，小歐盟也積極推動「兒童人權」、「親子友善」等議題。張淑惠說，小歐盟的培養「樁腳」的方式，就是透過不斷地演講，舉辦活動或講座，實際示範教育小孩的方式，以及理解小孩的需求，讓更多選民認同，進而投票支持。
台灣基進黨（以下簡稱基進黨）台北市議員參選人吳欣岱則指出，基進黨非常著重理念，「因此我們不會綁樁，或者用人情交換選票。」她認為，這樣的選舉方式在取得議席後，「政治人物比較不會被影響，不會被改變初衷。」
儘管一眾小黨都希望用理念說服選民，但接下來他們得面臨一個現實問題：選舉的錢從哪裡來？沒錢真的能動員嗎?
沒錢下屆再見？ 政黨補助款錢不夠用
銀彈不足，是小黨參政的另一面高牆。
「花大錢才能選上，沒錢下屆再見」彷彿已成為台灣選舉的潛規則。台灣選戰之所以成為金錢遊戲，很大原因跟廣設競選看板、派發競選小物等選舉文化有關，這些開銷對於小黨而言，都是沉重的負擔。
在台灣基進黨（簡稱基進黨）台北黨部裡，首次投入地方選戰的醫師吳欣岱，正與競選團隊討論新的募款小物，希望挹注選舉經費。包括基進黨在內，本屆選舉有少數政黨提出「選舉經費上限」的想法，希望翻轉花大錢的台式選舉文化，讓小黨有一個參政的機會。
基進黨在2020年立委選舉不分區立委得票率超過3%，獲44萬7286張政黨票，可獲得每年每票50元政黨補助金，也就是每年約2236萬元。本屆地方選舉，基進黨將競選經費上限訂為300萬元，並補助每位候選人75萬。吳欣岱透露，扣除選舉保證金20萬，實際可使用的補助只剩55萬，「接下來就要自己想辦法募款。」
吳欣岱列出自己的競選開銷，「競選辦公室租金一個月5萬，助理費用一個月20多萬。看板只掛2塊，加起來一個月6萬，選前2個月會再多掛4到6塊，到時候光看板一個月可能就要20多萬，還有文宣品一個月也是20多萬。」
坐在旁邊的基進黨政策部專員林靖堂補充，以4個月選舉週期來計算，等於每個月的競選經費需控制在70萬上下。
「我們沒辦法大黨這樣，衛生紙大放送。」吳欣岱說，基進黨在派發競選小物前，會先做市調，在支持度較高的區域投放。競選策略也要發揮創意，她舉例，位在內湖區的競選總部外觀以檳榔攤模式設計，但在門口會掛上「不賣檳榔」的LED跑馬燈，不會讓民眾誤會，也可收網路曝光的效果。
在屏東醫院當醫師的吳欣岱笑言，因為有錢要花在刀口上的壓力，連面紙包要做幾抽都要精打細算，「有時候都會覺得，是不是我多看幾個診，錢就可以花下去了？」
同屬是小黨，「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以下簡稱小歐盟）的選舉經費比基進黨更拮据。「我們上次參選，繳完選舉保證金，平均一人只剩下20多萬選舉經費，這是一個不可能當選的數字。」
今年小歐盟在登記參選前9天，15位市議員參選人還有12人為籌措20萬選舉保證金而煩惱，只好祭出告急牌，在社群媒體上呼籲市民踴躍捐款。張淑惠說，4天後只剩3人未達標，最終仍化險為夷，所有參選人都順利登記。
小歐盟在今（2022）年7月1日到司法院遞交聲請書，聲請大法官釋憲，希望能夠廢除保證金制度。
張淑惠舉上屆經驗為例，20萬保證金就占了小歐盟候選人總選舉經費將近一半，甚至在4年前，就有人因為繳不出保證金而無法登記參選。她認為，直轄市議員20萬選舉保證金對一個由職業婦女組成的政黨，或者一般老百姓，已經構成參政的阻礙，「如果保證金少一點，我們就有更多經費做文宣，讓市民認識我們。」
零補助零贊助 小黨拚理念換選票
當大型政黨參選人在路口和大樓外牆上與選民打招呼，每逢假日勤走選區動員造勢的同時，無財團支援、知名度低的小黨拼的是如何不花一毛錢宣傳募款，成為台灣選舉的另類風景。
張淑惠分析，每年每票50元的政黨補助金雖然誘人，但只有4年一度國會選舉才能爭取，而且條件太多，對小歐盟來說，不容易達成。
「首先你政黨票要過3%，然後你要派出10個人參選不分區立委，每個人保證金20萬，等於200萬。」她強調，湊出200萬只是「入場費」，後續投入的資源更是天文數字，而且3%政黨票不容易取得，萬一得票不多，恐怕會血本無歸。
張淑惠說，《政治獻金法》規定政黨票要超過1%，個人或企業捐贈政治獻金才可抵稅，「這對於小黨其實是一個滿大的困擾。」沒法抵稅，捐贈政治獻金意願降低，更不利於小黨生存。
張淑惠認為，現在選舉文化和補助辦法，都不利小黨的發展。受限於資金不足，小黨的候選人難以提高知名度，形成惡性循環。「很多曝光度都是靠錢換來。」吳欣岱認為，沒有錢就無法增加曝光度，讓選民看見組織的理念。
2017年《政黨法》修法後，規定政黨若連續4年未依法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將廢止備案。因此像小歐盟這樣的小黨要存活，每屆九合一選舉就成為延續政黨壽命的保衛戰。
儘管參政困難重重，但這屆仍有許多小黨報名參選，當中有政黨發下豪語，希望在每個縣市成立黨團；有政黨持續訴求台灣獨立建國，盼望議席「零的突破」；也有政黨堅持用「草根」競選模式，企圖改變台灣選舉文化。
在《第三勢力如何打破「藍綠框架」？》，我們將探討台灣第三勢力的發展歷史，以及本屆參選的3個小黨對選情的看法，最後由學者分析第三勢力的發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