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製造問題」的人以後——監護處分修法的未竟之路【觀點】

（※ 文：王子榮，地方法院法官）

場景回到台鐵刺警案宣判日，當嘉義地院法官判決無罪的那一刻，輿論瞬間星火燎原，雖然嘉義地院透過簡易白話的方式，向大眾說明「無罪」理由，也特別提醒，被告在無罪以外，仍需受5年的監護處分，固然監護處分是治療不是監禁，但仍是強制被告入院接受治療，是對人身自由的強烈限制。然而，這些處分顯然不足以平息輿論怒火，該案後經上訴後，二審則將原先無罪判決改判為17年刑期。

這起台鐵刺警案，透過犯案現場的監視影像廣泛流傳，怵目驚心的當下畫面成為民眾揮之不去的印象，也掀起輿論對精神病患與刑事犯罪的關注，進而使原本八方吹不動且缺乏關注的刑法監護制度，在短時間內獲得廣大注目，啟動後續一連串的修法過程。

輕犯連結監護處分的比例原則

監護處分修法於今年1月修正完成，針對刑法第87條修正重點，朝民眾殷切期盼的監護期間延長的方向修正，將本來的5年期限改為可以延長，第一次延長是3年，3年後如果要再延長則是1年、1年的遞加，且次數不受限制。即便監護處分新修正後增加定期評估機制，但仍無法掩蓋無限期延長對人身自由限制的疑慮。

然而，這樣的修法方向，不諱言滿足了大眾對「社會安全網」的想像：那些受到媒體巨量關注的重大案件，那些因身心疾病而犯下殺人案的被告，都不該出現在這社會上；沒有死刑沒關係，最重要的是，將他們隔絕在社會以外，或許才是民眾想要的社會安全網。

人們期待修法後即可一勞永逸，就算沒有解決問題，也可以解決「製造問題」的人。但此次修法卻也為一線司法實務留下隱憂，除了伴隨次數無限延長，等同變相監禁的質疑外，另一個問題在於，如果是其他情節輕微的犯罪，卻連結到監護處分，兩者間的法律效果，是否會造成不成比例的結果？

事實上，刑法監護處分適用的對象不是以「案件種類」來區分，在司法實務中，也並非每天都會遇到社會矚目的兇殺案件，當犯罪行為人具有刑法第19條的原因——因身心疾病導致辨識跟控制行為能力缺乏或顯著減低——在實務上所連結的犯罪態樣五花八門，有可能是一般暴力型犯罪，如傷害、恐嚇，也有可能是財產類型犯罪，如竊盜、搶奪等，而在刑度效果上，多為6月以下得易科罰金的刑度，代表犯罪所侵害的法益，與造成的損害並非如此嚴重。

在此類犯罪態樣上，相較監護處分的長時間（甚至有不斷延長的可能），顯然會有施加的法律效果和其犯罪情節不成比例的質疑。縱使，我們認為監護處分是在給予治療，可是一個可能沒有期限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治療手段，恐怕未來還是得面對合憲性的檢驗。

法官如何不淪精神鑑定橡皮圖章

此外，另個必須面對且不斷被叩問的問題是，縱使修法將監護及延長監護處分採取法官保留原則，必須透過法官的決定才能啟動，那麼，法官面對專業精神醫學鑑定意見，會不會僅淪橡皮圖章，對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意見無從判斷？

以實務經驗來看，遇有案件需要進行精神鑑定時，此刻即是對傳統法律人的挑戰，面對醫學領域的專業性，由醫師匯集團隊（包含心理諮商）所做出的鑑定意見，法官在採納時是全盤接受，還是再行把關？

實際上，若法官要充實自己在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能，或可透過落實法官的在職進修，以增進對醫學資訊的判斷與理解，甚至在遇到鑑定意見和卷內證據所呈不一致時，能尋求第二個鑑定意見。這些措施都在於盡可能消弭醫學和法律兩者的專業隔閡，也避免法官坐實淪橡皮圖章之隱憂。

為監護處分的正當程序待完善

正當程序無疑是法治國原則，然而過往《刑事訴訟法》中固然有嚴謹的程序規範，但都是集中在認定犯罪事實這一部份，無論是從罪名告知開始、證據能力篩選、提示證據的調查方式、對證人的交互詰問、給予涉犯重罪及弱勢被告有辯護人的協助等，都是不斷深化刑事訴訟中的正當法律程序，如要在個案中做出保安處分，包含由檢察官聲請或在個案判決中一併宣告，程序保障的強度跟密度反而被輕忽——例如是不是真的需要啟動監護處分，反而不是精神鑑定的重點。

在司法實務上，常常在鑑定報告針對行為人是否要施以監護處分只有寥寥數語，絕大部分的篇幅都是放在判斷行為人行為時辨識能力跟控制能力；換言之，「監護處分」並未成為訴訟程序中檢辯雙方攻防的重心。

實際上，監護處分涉及行為人如何跟醫療系統對接，以及未來如何回歸社區，這都需要在為監護處分決定時細細思量，因而程序面的要求，也應與一般訴訟程序等量齊觀。

值得慶幸的是，這問題已擺上《刑事訴訟法》的修法議程，透過建置各類型保安處分裁定審查程序規範，依照人身自由拘束與否去區分審查的密度。

在《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23修正草案條文的修正理由，著眼於檢察官聲請就保安處分事項為裁定時，得以依所涉基本權限制之強度及範圍等因素，賦予受處分人相應之正當法律程序保障，而有相關辯護、閱卷及陳述意見權，其涉及相關訴訟實務資源之配置。而此，無疑是完善監護處分制度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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