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普與台南Josh家暴案:看見男性受害困境,拒絕網路獵巫【觀點】

強尼戴普與安柏赫德間的官司,雖以誹謗為事由,但庭審內涵卻圍繞在兩人婚姻期間的暴力行為。(圖/美聯社)
在強尼戴普(Johnny Depp)與台南Josh兩位男性家暴受害者現身說法後,網路上出現對男性受害者的討論與關注,其中也混雜著男性之所受暴,是因為「女權太過高漲」的說法,我們該如何看待男性受暴者的困境?

(※文:V太太,台北長大,現居德國,女性主義者,從事翻譯與寫作。相信文字跟溝通的力量,因此覺得回網路上的留言是最難的事情之一。)

好萊塢影星強尼戴普與安柏赫德(Amber Heard)間的誹謗官司暫時告一段落(註1)。雖然這場民事訴訟的事由為誹謗,但庭審內涵卻圍繞著戴普與赫德相互指控對方在兩人短暫的婚姻關係期間有著暴力行為。

事實上,這場「家暴羅生門」持續已久。兩人於2016年達成離婚協議前,赫德曾成功申請過保護令,後續並在2018年的投書中自稱為家暴受害者。然而,戴普在對赫德提告後卻陸續提出證據,控訴赫德也多次對他施以身體暴力與言語攻擊。她甚至曾主張,不會有人相信,像戴普這樣的男性有可能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與此同時,以棒球分析成名、收穫許多粉絲的台灣YouTuber「台南Josh」在今(2022)年1月時揭露自己遭到當時妻子家暴,包括經常受到對方言語貶低、行動與社交受到限制、情感勒索,與肢體暴力等,對方也會在情緒失控時損毀家中家具物品。

Josh表示這樣的情形已經維持一段時間,但他基於各種原因而不願、不敢告知家人與朋友。而在本次事件曝光後,Josh也與妻子進入離婚調解,並於本月以影片宣告自己完成離婚手續,恢復獨身。

這兩起事件在台灣社群網站掀起許多相似的討論,有正向亦有負面;有對親密伴侶暴力議題的反思,也有承襲於父權性別規範而生的迷思和偏見——包括貶抑不符合陽剛想像的男性,以及藉由打造「瘋女人」和「壞女人」,來進一步鞏固與強化厭女情結。

暴力並非目的,而是手段

首先,已有論者指出,這兩起事件帶給我們最重要的提醒,便是意識到親密伴侶暴力議題的複雜性,以及男性也有可成為受害者的事實。

事實上,不論是人們驚訝地表示「他居然也會受暴」,或是根據性別刻板印象嘲諷男性「怎麼打不過女人」,這兩種反應都顯示,人們對於親密關係裡的性別互動有著極為單一與刻板的想像,這樣的刻板想像不僅影響親密關係裡的情感表達、溝通型態、家務分工,也進一步延伸到關係中的衝突與傷害。

在父權社會中,男性被設定為親密關係裡的主導者,占據控制與支配的地位,並有資格享受來自女性伴侶的家務、情感、性與生殖勞動。相對地,女性則被期待要扮演付出者,提供男性伴侶上述的各項支持與服務。因此,當男性的需求沒有獲得滿足、進而傷害了他們的資格感受時,便會傾向於責怪甚至懲罰女性。

根據這樣的父權性別邏輯,女性主義者針對親密伴侶暴力提出了「權控論」。亦即:暴力其實並非目的而是手段,親密伴侶暴力之行為人,企圖透過肢體、情緒和言語暴力及經濟控制等方式,來確認、鞏固自身的支配地位。

除此之外,父權社會不只在家庭內部要求男性必須展現出特定樣貌與行為模式,好符合陽剛想像,很多時候,當男性在公領域內未能符合這些想像,導致其陽剛氣質受挫時,他們便有可能藉由在私領域強化控制,以重建自身的陽剛自尊。

當男性在公領域內未能符合陽剛想像,他們便有可能藉由在私領域強化控制,以重建自身自尊。(圖/美聯社)

男性受暴者的困境

但另一方面,隨著傳統性別角色略有鬆動,性別互動亦產生變化。更進一步來說,隨著多元性別觀念普及,在傳統一對一異性戀關係以外,也出現越來越多不同的親密關係樣貌,進而可能打破某些對異性戀親密互動的固著想像。

伴隨這些變化,我們發現對於親密伴侶暴力問題的理解亦需有所調整與反思。其中包括,如果單純地以男女生理性別作為理解暴力的框架,那麼要如何解釋同性伴侶之間也會出現親密伴侶暴力的問題呢?另一方面,我們發現,男性亦可能成為親密伴侶暴力和其他類型性別暴力的受害者。

如前所說,親密伴侶暴力的形式除了肢體傷害外,還包括言語、精神與性暴力、經濟控制,以及控制行為,例如限制社交等。這些暴力不只造成身體上的創傷,還會貶低受害者的人格、打擊自尊,最終讓受害者認定受暴是自己的錯,並且不值得獲得協助。經濟控制使得被害人在生活上必須依賴施暴之伴侶,而社交限制則使受害者與外界失去聯繫,變得孤立,最終讓受害者難以離開受暴關係。

有研究指出,相對於肢體暴力,男性家暴受害者更常經驗到來自女性伴侶的言語攻擊、貶低與社交控制。這些行為儘管不會造成肉眼可見的痕跡,卻仍會對當事人造成巨大的傷害。

而這些言語暴力往往伴隨幾個特色,一來它們經常是利用父權社會對男性的陽剛期待來對男性進行貶抑,例如批評男性的賺錢能力不佳、沒有出息,或「不夠男人」等。在台南Josh的案例中,便可以見到女方以「死媽寶」一詞將Josh幼體化——而且是依附於女性的幼體——來進行攻擊。

另一方面,男性可能因為刻板地追求陽剛氣質而認同女性的言語攻擊、難以反駁,並因此不願或無法對外求助。父權社會裡的男性從小被教導要堅強、不要「在意小事」,更不可以任意表達出受傷的情緒。於是儘管因為女性的言語受到傷害,也難以或不知如何陳述,甚至可能在分享之後遭到他人嘲弄與更進一步的貶抑(例如「大男人怎麼這麼脆弱」)。除此之外,當女性行為人有肢體暴力行為時,人們也常會因為性別刻板印象認定「女人力氣不大」,進而懷疑這些暴力的傷害程度,並否認男性受暴的真實性(註2)。

這些因素導致親密伴侶暴力下的男性受害者難以被看見。一方面人們拒絕相信男性也可能受暴,因為人們往往會認為,受暴之男性不夠陽剛,因此是不合格的男人,必須遭到父權社會的懲罰與驅逐。另一方面,受暴男性也會因為擔心周遭親友的反應和社會眼光,難以揭露自己的受暴經驗。

在台南Josh的案例中,女方以「死媽寶」一詞將Josh幼體化來進行攻擊。(圖/擷自台南 Josh)

面對男性受暴,「抑制女權」不是正解

在美台兩位男性家暴受害者現身說法後,社群網站上出現了對男性受害者的討論與關注,這樣的關注自然是好事,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混雜著一種說詞是:男性之所以會受暴是因為「女權太過高漲」,相對地,男性則成為相對弱勢的性別。

儘管男性受暴者/女性加害者的家庭暴力形式,確實挑戰了我們過去對於親密關係權力互動的想像,但是從上述討論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合理化對男性的暴力、進而導致男性難以訴說受暴經驗的關鍵因素,其實還是父權社會裡的性別刻板印象和角色要求。

進一步來說,父權的性別角色規範,讓某些男性身上不符合男性想像的特質成為被攻擊的對象,合理化暴力行為的同時,也在這些男性身上造成沉重的羞恥感,甚至讓他們把受暴的責任歸咎於自身。

而當這些男性真的決定挺身說出經驗時,社會大眾也可能基於刻板的性別想像而不信任他們,或是因為這些男性不符合父權社會對男人的要求,貶低、攻擊他們,造成二度、三度的傷害。

因此,如果我們真的重視親密伴侶暴力問題的複雜與異質性,並希望為男性受害者提供更多敘說空間與支持,我們所要做的,絕對不是將女性妖魔化或貶低女性,甚至是如某些人所主張的「抑制女權」,而是必須持續反省與挑戰父權社會對不同性別所設下的規定與角色任務——惟有打破扁平、固著的性別規則,才有可能打造更為平等的親密關係。

與此同時,男性家暴受害者的經驗也提醒著我們,必須採用更多元、更富有異質性的性別框架來檢視、討論親密伴侶暴力問題。在許多案例中,權控論仍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但是我們理解性別與權力的角度可能也必須更彈性。

比方說,性別會和個體其它身分交織,產生複雜的效應,進而讓個人在不同情境下面臨不同的權力動力。但無論如何,在看重男性受暴者經驗的同時,我們的結論也不該是「所以女性已不再受暴」或「女性受暴數字是誇飾、甚至偏見」這樣一面倒的陳述。

如果我們希望為男性家暴受害者提供支持,要做的絕對不是將女性妖魔化。(圖/美聯社)

親密伴侶暴力不只是「個人問題」

令人遺憾的是,在社會大眾關注男性受暴者的同時,我們也看到某些輿論企圖將這樣的關懷轉化成帶有厭女情結的偏見與攻擊。比方說,由於台南Josh的前妻正好也有英文名字「安柏」,社群網站上流傳著一張迷因,以「美國安柏」對照「台灣安柏」,然後暗示女友名為安柏的男性此刻都提心吊膽。

這樣的哏圖不僅無助於增進我們對親密伴侶暴力問題的理解,反而再次傳遞許多迷思。它將親密伴侶暴力簡化成個人問題,只是單一行為人的道德錯誤,忽略了性別結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這類簡化也把當事人妖魔化,而在這兩起事件中,我們更可以發現,這樣的妖魔化可能和厭女情結結合,最終讓某些人得以以「關懷男性」之名,發起一場全民的厭女狂歡派對。

在討論親密伴侶暴力時,不論是權控論還是互動論的支持者,女性主義者都重視對結構的討論,力求分析讓暴力關係得以產生並維持的動力。比方說,在面對男性行為人時,我們關注父權社會賦予男性的資格感,如何合理化對女性之支配,也討論傳統的陽剛想像如何阻礙男性表達情緒,進而培養出以暴力解決問題、鞏固自身陽剛地位的慣習。與此同時,階級、族群身分帶來的不平等,以及資本主義社會裡,以經濟產值決定個人價值的邏輯等因素,可能使男性感到巨大的剝奪感,因此催生出對私領域的掌控慾望(註3)。

諸此種種說明,親密伴侶暴力的發生並不能被單純歸因於個人道德缺陷。然而,我們卻遺憾地發現,女性的暴力行為人很容易被賦予「瘋」、「不正常」等標籤。例如在台南Josh的經歷中,當其前妻承認自己確實有情緒管控的問題後,許多網路討論便毫不猶豫地給予整起事件如「遠離瘋女人保平安」之類的結語。

在強尼戴普的案件中亦然。許多網路評論大力著重於散布各種關於赫德「精神不正常」的形象,例如指控她曾在兩人床上排便,儘管赫德予以駁斥,但#AmberTurd此一標籤卻以瘋傳網路,赫德「瘋女人」的形象也因此深埋人們心中。

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能探討女性行為人的精神狀況,且施暴之女性行為人當然應該被究責,然而對受暴男性的同理卻不該被用來合理化獵巫行為。

女性經常被輕易地給予「歇斯底里」的標籤,她們的情緒或精神問題進而被形容成是女性性別的天生缺陷,而不是社會結構的產物。最終透過各種「瘋女人」的敘事,女性再次被打造成「生來就有所不足的次等生物」,而強化了厭女、支配女性之論述。更甚者,在網路的推波助瀾下,社群網站幾乎可以說是展開了一場厭女嘉年華。

女性暴力行為人很容易被賦予「瘋」、「不正常」等標籤。(圖/美聯社)

社群網站的潘朵拉盒子

近年來隨著社群網站蓬勃發展,它們成為一個新的倡議工具與平台。這原本有著正向意義,讓過去許多沒有機會訴說、被傾聽,並為自己爭取正義的受害者有機會發聲,也讓身處不同地區、階級、族群的受害者可以突破物理限制,彼此串聯、支持。如#MeToo運動就是其中一例,透過網路與標籤(hashtag),人們得以交換彼此的經驗、建立認同、開發論述。

然而,我們也逐漸看到網路倡議帶來的一些風險。原本是給予弱勢者發聲空間的工具,轉變成不同思想陣營群聚進而幾乎「械鬥」的場景,更催生出許多為了鞏固自身陣營而不惜一切的盲目攻擊與傷害。

事實上,網路社會也打造出新的不平等權力關係,有技術、有資源的人可以更隨意地使用網路工具來為自己尋求支持。但身為觀眾的我們卻可能忘記,事件雙方的資訊和說詞,受限於演算法能夠觸及我們的機會和頻率可能不盡相同,而我們在接收訊息時需要更為謹慎。

以文中兩起事件為例,戴普與赫德的訴訟全程轉播,台南Josh則透過自己的YouTube頻道分享家中被破壞的場景及自己的離婚心情。某個層面上來說,這或許可以吸引更多人關注相關消息、了解男性受暴的議題,也讓有同樣經驗的男性受暴者感覺到自己被看見、被理解,並非孤身一人,進而更有勇氣說出自己的經驗。

但另一方面,觀賞到「畫面」的我們,就真的獲知事件全貌了嗎?親密伴侶暴力議題的複雜性之一就在於,傷害往往發生在只有當事人的場景,外人難以窺測。然而,伴隨著越來越常見的網路揭露,似乎給予人們某種錯覺,彷彿自己追完整場庭審、看過每支影片後,就真的身歷其境,得以毫無負擔地判斷對錯。

筆者相信,儘管網路討論環境因為假訊息、同溫層和意見的高度分裂而有其困難,但網路仍舊可以帶來正面效應。然而,要讓網路成為相對有益的工具,必須仰賴身為閱聽人的我們抱持著更謹慎的態度、盡力為自身培養更完整的媒體識讀能力,並在討論議題時,給予彼此多一點的善意解讀。畢竟若清官都難斷家務事,螢幕前的我們或許也不該輕易以為自己手中握著尚方寶劍。

台南Josh透過YouTube頻道,分享家中被破壞的場景及自己的離婚心情。。(圖/擷自台南 Josh)

註1:強尼戴普主張安柏赫德2018年時於《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的投書中暗示他為家暴行為人,損害其名譽與工作機會,因而對赫德求償。在經過6週庭審後,陪審團判決赫德須賠償戴普1035萬美金。赫德已表示會上訴。

註2:例如旁觀者可能會提出「不過就是小打小鬧」、「被女孩子打又不會痛」、「女孩子摔東西就只是鬧脾氣」等評論,進而忽視甚至刻意降低暴力的嚴重性。

註3:除此之外,各種經濟與社會層面不平等,也可能導致如藥物菸酒成癮的身心問題,進而成為暴力的風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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