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國」無法「兩制」：剪不斷、理還亂的下一個25年【觀點】

（※文：張峻豪，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

伴隨著新任行政長官就職，以及《基本法》23條的預備立法，香港迎來了「一國兩制」下的另一個25年。彷彿就是為了要順利步入這個下半場，近2年來，「港區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決定」相繼實施，北京對香港完備了全面管治權的制度設計，並貫徹「愛國者治港」原則。

北京不惜代價讓香港「從亂到治」，就是要使一國兩制成為習近平口中的「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而當北京越要為「一國兩制」擦脂抹粉，就越預示著港人在下一個25年，更沒有走回前路之可能。

一國兩制上半場：揭示香港內部政治的矛盾

在一國兩制的前一個25年，由於回歸後許多香港民眾，仍延續了英國殖民時期「自我身分」認同，且投射到對於中共政權的不信任，使香港政治制度的不民主性，與高度發展的公民社會間，一直存在著緊張關係，香港政治體系在「管治」與「自治」之間的矛盾，是一國兩制上半場的寫照。

早在2003年，北京便要香港立《基本法》23條，使《國安法》踐行於港；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人大釋法），確認了行政長官選舉不實行普選，使港人對中央、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大跌，啟動了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變化。

即使特區政府的架構大致上繼承了殖民時期體制，但在中共威權本質下，就算冒著激起更大的群眾動員的風險，北京還是靠著一步步通過法令來守住對港管治。而當「一國」的意義逐漸強過「兩制」，隨著幾次大型示威運動發生，政治力與社會力共同激化，到了2019年「反送中」行動更達燃點時，「管治」與「自治」的矛盾終於被攤開，導致國安法乾脆由北京直接指導立法，以及立法會選舉、特首選舉也完全由北京直接操盤的結果。

北京用了前一個25年，逐步揭示一國兩制的內部矛盾，並在最後由自己肯認了「一國」與「兩制」的無法操作。然而，若如習近平所說，一國兩制還是一個「必須長期堅持」的體系，那麼，在下一個25年，可想見的是，中共又將自己掀起另一層矛盾，而這也成為香港下一個25年的隱憂。

「自由的愛國主義」卻不再自由

首先，下一個25年的香港，在已然沒有民主派的政治運作中，完全面向習近平的香港政府，要如何提升公務體系的治理品質，將存在本質上的矛盾。在新的港府組成上，特首李家超不但代表「武進文退，武官治港」的開始，也意味著將完善中央對特首的「指令權」，並邁向北京「直接統治」。

相較於殖民地時期，香港公務員的非政治性，菁英主義、以及政府不干預等精神，當前行政體系轉為「雙重」對特首與北京效忠，此讓職業價值及公務系統治港的精神完全被終結。

因此，當行政體系的晉升與處事原則變成政治高於專業，則北京所要的「愛國者治港」，究竟會是有能力的愛國者？抑或是沒有能力的橡皮圖章？顯然成為北京將來治港的隱憂。

其次，下一個25年的香港，在自治已無可能，社會對政治更為冷漠下，北京要想拉近中港間的距離，恐怕也有著極大矛盾。

歷經反送中運動，中共一方面拘捕泛民人士、壓制反對聲音，絲毫無法容忍反中勢力在港策劃行動，另一方面，卻又舉著「愛國主義」的旗幟，欲扭轉港人、反對派對於中央的政治研判和心理預期。可以想見，在港人因《國安法》而失去原先對自由、人權，及普選的信仰之後，將有多大困難。

事實上，早從2003年對《基本法》立法的示威後，港人就已明白民主在保障個人自由及經濟福祉的重要定位，過往，香港的「愛國主義」，至少還帶著自由民主價值觀，也被學者稱為「自由的愛國主義」（liberal patriotism）；建制派圍繞在以共識與實際手段來建立治理方案、泛民主派透過民主機制期望推動變革，還不至於撕裂香港民眾對民主的想望。

然而，在北京當前的全面管治下，自由民主價值反成愛國主義的絆腳石，這與多數港人的態度明顯相互違背。國安法，以及將完成的《基本法》23條，更將衍生港人對國家意識的強烈自我矛盾。

中港經濟制度難以一體化

最後，下一個25年的香港，經濟發展走向內地化，但北京要如何真正融合中港經濟體系，也一樣面臨矛盾。

在反送中運動影響下，2021年底的香港人口普查顯示比2019年減少了11萬多，不過，就業人數卻比同期增加了5萬餘人，其中高中以下學歷還增加3萬多人，說明了人才與學歷競爭力都大幅下降的情形。

香港建制派人士曾主張將人才向內輸入「粵港澳大灣區」，作為解決香港就業、社會問題的方法，例如，林鄭月娥過去高調推出2000個名額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鼓勵港青到內地城市工作，然在反送中運動之後，超過6成的港青不願前往，這讓北京內部轉向批判建制派一再要年輕人北上發展，卻少有反思如何增加香港競爭能力，可見中港經濟要制度一體化之困境。

此外，在中港的經濟連結上，香港的資本主義模式，在北京眼裡，也是對珠三角地區的無形「腐蝕」，香港作為吸引廣東人對資本主義生活的「樣版」，並可能提升內地民眾對中國城市體系、居住體系、醫療體系或社會福利體系的不信任，進而激起政治改革的要求，同樣是中共未來進行社會控制的難題。

所以，對照前後25年，我們可以預期，香港政府的治理矛盾、社會的自我矛盾，以及中港在經濟發展上的內部矛盾，將構建了一國兩制「剪不斷、理還亂」的下一個25年。

而當這些矛盾終將在香港被揭開、被剔除，也能想見的是，習近平說「一國兩制沒有理由改變」，應該就只剩下25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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