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冰封的二戰史 回望臺籍西伯利亞戰俘命運【獨立特派員】

追尋臺籍西伯利亞戰俘昔日的歸途 解凍「冰封的記憶」

一年一次的國際馬拉松比賽，照常舉行。街道上、公車站、地鐵站的民眾，來來去去。市場商店的貨架上擺滿各式商品，國際對俄羅斯實施的經濟制裁，看起來沒有造成物資的欠缺。只有路邊募兵的廣告，有感受到一點點戰爭氣氛。

80年前，有一群「臺灣人」，因為戰爭而被困在這裡，這是一段被深埋的記憶。紀錄片導演許明淳沿著臺籍西伯利亞戰俘的足跡，展開了一場關於戰爭與記憶的深刻叩問。

我是吳正男，生日是1927年8月4日，昭和2年8月4日。出生於臺南州斗六郡斗六街，我還在臺灣的時候，爆發盧溝橋事變。我們這些中學生，在昭和18年，戰爭開始3年後，大家都會去軍需工廠，或是幫忙道路工程，比起讀書，花更多時間在戰爭的後援上。在最艱苦的時刻，當時還是少年的我，有了要為國家效忠的心情。

1895年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約20萬7千多名臺灣人加入日軍。當年從軍入伍的，還有許敏信，入伍的消息甚至登上報紙版面。導演許明淳向許敏信家屬說明當年從軍的時空背景—

當時因為許丙家族在臺灣非常有名，總督府為了宣傳「志願入伍」的這個制度，所以特別刊登了許敏信志願要去當兵的新聞。

日本投降之後，在滿洲、北朝鮮這些地方，大約有60萬日軍對蘇聯投降，被送往西伯利亞。戰後已經不是日本人的臺灣人，也一起被蘇聯送去西伯利亞，直到現在，仍不知道其中有多少臺灣人。吳正男回憶起當年情景—

我忘記是9月底，還是10月初，我搭上了應該是最後一班，不然也是倒數幾班的船，離開了朝鮮，然後搭上西伯利亞鐵路的火車。因為大家是被打散的狀態，所以就算自己死掉，也沒有人會知道、沒有人能幫忙把我的死訊告訴家人。

戰敗、被俘、拘留到遣返 一段因戰爭而難以歸返的旅程

火車停下來，當我下車時，眼前是一片廣闊的海洋，跑到岸邊，那裡的水清澈見底，用手捧水喝了一口， 這才知道這裡是淡水，亦是著名的貝加爾湖，之後，火車不停歇地向西方駛去……〈摘自陳以文口述〉

把貝加爾湖看成是日本海，是許多西伯利亞戰俘的共同記憶。陳以文記得的不是眼前的風景，反而是對於歸國的奢望被戳破後的失落。

1945年，史達林將日本戰俘送到西伯利亞的命令中，分配15萬名戰俘，負責「貝加爾-阿穆爾」這段鐵路工程。俄羅斯宣稱，鐵路是1974年正式開始興建，並於2024年辦了50週年的紀念，抹銷了戰俘參與鐵路興建的歷史。

1948年5月11日左右，陳以文總算離開位於伊爾庫次克州的第7戰俘營。被拘留將近三年後，他再度搭上火車，這次火車是往東邊開，是回家的方向。

戰爭結束後 臺籍西伯利亞戰俘面臨哪些處境？

戰後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當年從軍備受矚目的許敏信，又面臨了什麼樣的處境？他的女兒許瑛子表示—

我父親是直接搭飛機回到臺灣，結果似乎被祖父罵「不准回來，因為你參加了敵國的戰爭！」他就這樣被逐出家門，直接折返回來（日本）了。

從許敏信的日記可以看出， 他對二戰以及西伯利亞經驗是有掛念的。為什麼他不跟家裡的人講？他是否曾被警備總部調查？為什麼他要離開臺灣？種種問題都無法在19年的日記裡找到答案。

陳以文跟七八位同樣是從蘇聯回來的臺灣人在日本佐世保被美軍拘留。理由是從共產主義國家回來的人，不能回去臺灣。船還沒到上海，中華民國外交部已經收到電報，指示要特別注意這群人的行動，他們被當成共產黨的間諜。陳以文的孫子，同時也從事歷史研究的陳力航指出—

因為有這個經歷，史料裡面可以呈現我阿公回臺的過程四處都是被監視。最後在上海回到臺灣，甚至最新出土的史料他還有被警備總部監視。

這天，導演許明淳與吳正男來到日本舞鶴引揚記念館，館內透過保存與展示，記錄戰後海外拘留及被遣返的艱辛歷程。但研究員長嶺睦卻向他們說明—

我們這邊其實沒有得到任何出生於臺灣或朝鮮者提供的資料。還有另一點，就算收到了，如果他們是使用日本姓名，我們不會知道他是朝鮮人、還是臺灣人。

紀念館連蘇聯來的狗都有展示，臺灣人在這裡卻沒有任何紀錄。導演許明淳感嘆，戰後誰值得被紀念、誰不值得被關心、要給下一代什麼樣的戰爭記憶，由大國決定。

二戰八十年後，傷痛如霜覆玻璃，斑駁未散。導演許明淳沿西伯利亞鐵路追尋臺籍戰俘流離歸途，踏查遺址、訪親尋跡，與三代人對話。長者記憶斑駁，子女疑問未解，孫輩思索認同。當歷史失語，我們如何傾聽？無法返鄉的靈魂，又將停泊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