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宣電影與禁片來台憑籤運?放寬陸片配額制看見真實中國【觀點】

陸片配額制度一年配給中國電影10部的名額,用意在於保護台灣市場,但在陸片來台各憑籤運下,形成大外宣電影中籤被放入,但在中國遭禁的作品卻因為沒中籤無法於台灣上市。作者建議,可將歐洲三大獎與金馬獎等從「獲獎」資格改「入圍」,讓如《絳紅森林》等描述遭中共迫害的作品得以免除配額限制,讓台灣觀眾看見真實中國。

(※ 文:翁煌德,台灣影評人協會常務理事。臉書粉絲專頁、部落格「無影無蹤」經營者)

今年文化部選在11月24日辦理一年一度的「陸片配額抽籤」,此時剛好娛樂、文化界的媒體與意見領袖都忙著討論金馬獎,因此討論熱度比以往都還低得多。無論這是刻意安排還是單純巧合,這一年一樣有10部中國電影中籤,而這個制度的尷尬與僵化,也依然擺在那裡。

陸片配額制防不了中國大外宣入台

「陸片配額制」是在2000年確立,基於保護台灣市場原則,規定一年僅允許10部中國電影在台上映。早年是以排隊送件順序來決定,但以「送件順序」決定總會被質疑有黑箱可能,才在2013年改為「抽籤制」來辦理。之所以仍不使用逐部作品審查方式操作,也是因為很難找到一個解釋「誰能上、誰不能上」的標準。

「抽籤制」聽來固然很怪異,但的確是所有方式之中最公平的。因為所有片商都會派出代表參與抽籤過程,至少可以排除內定可能。但問題是,配額制度的設立之一是基於政治因素,可避免中共主旋律大舉入侵台灣。

結果這些主旋律電影長年來也都仍然照常參與配額抽籤,包括《長津湖》和《中國醫生》等作在去年甚至中籤。諷刺的是,一向與台灣關係良好、不受主旋律意識擺佈的導演如婁燁的作品卻沒有機會在台上映。許多作品的意識型態甚至就是批判中共暴政的作品,也得乖乖去抽籤,最後名額甚至可能輸給為中共歌功頌德之作。

這個窘況未必代表抽籤制不可行,但確實凸顯配額制度理應存在配套措施。

中國電影審查曾要求《浮城謎事》剪去性愛與暴力部分,婁燁直接去除自己導演名字抗議。(圖/IMDb)

《絳紅森林》值免受配額限制

2014年,文化部影視司修訂法條,新增中國電影若獲得三大影展坎城影展、柏林影展、威尼斯影展以及奧斯卡獎等競賽單元獎項,或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的電影,則可不受10部配額的限制。

但實情是,三大影展與奧斯卡獲獎的難度極高,而在2018年後,中資電影全面抵制金馬獎後,該法條也成了名存實亡。推到極致來說,除非習近平垮台、中國民主化,否則恐怕再也不會有中國電影獲得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或最佳導演。

在稍早金馬獎頒獎典禮結束後,中國紀錄片導演金華青在個人新浪微博發了一段話,使各界產生不少聯想,內文寫著:

直到今天還有人問我,金華青你的影片最後撤賽了嗎……想對你們說的是,《絳紅森林》的金馬夢魘,今晚,這一刻終結了。 ​​

金華青的作品《絳紅森林》在今年金馬獎入圍最佳紀錄片,作品描寫四川亞青寺數萬名覺姆(藏族的「女尊者」,即佛教所稱的比丘尼)遭到中共政府迫害驅趕的歷程,只是表現作品略為隱晦,並未過於直接的指控當權者。作品藝術含量高,也具人道主義精神。除了在金馬獎提名,該片在紐約新導演/新電影展等國際影展首映,在全球各地都受到歡迎。

無論如何,《絳紅森林》是一部選材大膽,也有觀點的紀錄片。導演選擇報名金馬獎,勢必也知道風險為何。透過他的發言,也可預料他可能真的在入圍之後受到了一些刁難。先不論導演本身意願為何,這樣已經獲得金馬獎入圍認定的優質作品,難道不值得文化部給予一張免受配額限制的門票嗎?

《絳紅森林》劇照。(圖/金馬影展)

從得獎到提名,放寬配額限制

上一次陸片配額制度放寬,是在馬英九政府的2014年。業界人士深知改朝換代之後,民進黨政府不太可能大幅放寬陸片限制,遑論兩岸關係在越趨緊張的當下。但如果有作品願意挺身對抗極權打壓,投入金馬獎擁抱,難道不配獲得台灣政府的支持嗎?

如果規定一部作品需含支持民主自由的內容才應該放寬,似乎會將作法導向全面審查制度,操作起來確實有模糊空間,並不可行。唯一兩全其美的方式,就是敦請文化部放寬獲得金馬獎提名的中國電影得以免受配額之限制。此外,也可以考慮將歐洲三大影展與奧斯卡獎的標準,從「得獎」放寬從「提名」,無疑能使得更多高藝術含量的中國電影有機會在台灣市場放映。

許多甚至在中國都被禁映的作品,也能在台灣獲取舞台、尋得知音。近年最好的例子就是已故中國導演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2018),該片至今仍未在中國上映,若非當年金馬獎選該片作為最佳劇情片,使之獲得在台上映資格,台灣一般觀眾也沒有機會知道它的出色。

金馬獎、歐美大影展或大獎總不可能選進《戰狼》這類主旋律作品,台灣觀眾大可放心,進一步放寬限制不會讓台灣文化被吞噬,反而有助於兩岸文化、藝術交流,也更能彰顯台灣自由社會的高度與氣度。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站立場)

《大象席地而坐》劇照。(圖/金馬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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