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韓工時長 首爾市府趕公務員下班

究竟南韓和台灣的勞動情況如何? 台灣前年推行的一例一休又反映了哪些問題? 本集「新聞全球話」邀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授李健鴻，和大家談論台、韓兩國的勞工現況。

在過去加班被認為是認真工作、努力賺錢的象徵，一個國家的經濟更是所有國民共同打拚的成果，但是在今年二月韓國國會通過法案，將每周最長工時從68小時調降為52小時，地方首爾市政府也祭出限縮電腦使用時間的政策。對於韓國這次調整工時的行動，李健鴻認為主因有二點，第一是因為韓國政府公務員的年均工時長達2739小時，比一般勞工的平均2069小時，還要多出了將近三分之一，壓力非常大。而第二個原因是首爾市長朴元淳，在2015年連任後的勞工政見綱領的之一就是縮減勞工工時，主打「讓爸爸都可以回家和家人一起吃晚餐」的口號，朴元淳為了降低公務員過勞的情形，才會提出限縮電腦使用的方案。

 

 

韓國總統文在寅，自去年五月上任後，也在一年內實踐他的三個勞工政見。在今年一月把工作最低時薪提高16%，也推動政策縮減、調降工時，同時藉由補貼中小企業、青年勞工，大量創造青年就業機會，除了希望能提高勞工品質和生活水準外，也盼提升全國人均GDP。

 

雖然政府有意降低工時，但首爾卻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公務員要求免除強制關機的方案。李建鴻指出，因為公務員的工作壓力還是沒有減少，公務員必須遵守上級命令、如期完成工作。而且韓國許多政府部門的屬行政法人(公法人)進用的人員是由民間攬才，要和民間企業競爭，在如此高度競爭的情況下，也導致南韓勞工壓力非常大。  

 

對比韓國縮減工時的政策，台灣政府在前年也推動一例一休政策，希望改善勞工過勞情形。但是卻因此法案，導致台灣勞資雙方、社會爭議不斷。李健鴻認為，一例一休立意雖良善，不過有部分制度設計不太合理，像是休息日的工時擴充計算，做1小時的工作要擴充認定為4小時，讓資方有合理的理由反彈，導致一例一休法案被迫修正。但是修正後，資方仍認為彈性不足，勞工則覺得安全性仍不足，台灣勞工法案就夾在彈性和安全之間掙扎、矛盾。

 

李健鴻說，相比西方國家，台灣的勞資集體協商機制一直無法建立，是比較大的問題。像是德國，雖工時不長，但有賴勞工和資方一起協商，形成政策，推動工業4.0，讓生產效率智慧化、提升，維持高競爭力。而其他先進國家，日本、韓國政府也都有協商制度，台灣卻陷於勞資雙方互相喊話的窘境。李健鴻呼籲「政府要主動出面，去把勞資雙方聚合在一起，建立一個協商機制。」   

 

除了工時之外，台灣的低薪也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從1990年之後，人均所得的成長就跟不上人均GDP，落差愈來愈大。李健鴻表示，這是一個國際上很少見的情況，若從GDP的分配面的角度來看，過去二十五年來，照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營業盈餘佔占GDP比重上升了7%，但是勞工報酬占GDP比重卻下降了近7%，呈現一個相反的趨勢，顯示很多雇主賺了錢，並沒有合理的分配到勞工身上。這樣的現象，可能導致勞工心理不平衡，出現了「窮忙」一詞，即指付諸努力，卻沒得到相對的回報，造成工作氛圍低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