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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 20年/急診室變革阻斷院內感染 為COVID-19戶外篩檢站奠基

SARS疫情後期,醫護穿C級防護衣在戶外急診交班開晨會。(圖/紀志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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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長達3年的COVID-19疫情後,「戶外篩檢站、專責醫院、TOCC」已成為人人皆知的防疫利器,但這些防疫作為並非憑空而生。2003年SARS在台奪走73條人命死亡,時任成大醫院急診內科主任紀志賢回顧,SARS初期面臨「不知道該怎麼辦的壓力」,而後借鏡新加坡防疫經驗,臨機應變擴張急診室,調整分流,為十多年後的COVID-19打下扎實防疫基礎。

時間拉回到20年前,2003年3月上旬,SARS已在香港、新加坡等國迅速蔓延,台灣僅發現少數境外移入的可疑病例,社會上雖有警覺,但醫院端尚無採取相應的嚴格措施,且中央和地方尚未制定標準作業流程。

成大醫院響起SARS警報

在台灣無任何SARS病例時,一位記者到成大醫院採訪紀志賢,請教關於SARS的防疫作為。當時身為急診內科主任的紀志賢,搜索WHO資料後才驚覺,SARS帶來的衝擊恐比當時社會所認知的嚴重,也是這位記者,一夜之間拉響成大醫院的警報。

次日,成大急診先是全面佩戴口罩,張貼防疫海報,但對於具體防疫措施尚無頭緒,紀志賢坦言,「不知道要怎麼辦,是急診醫師的壓力。」他指出病毒對醫療體系的侵入點,往往在最繁忙的急診。

2003年當時為有效控管探病訪客數量,紀志賢參考新加坡的防疫資料,在急診室張貼「據統計38%SARS病患曾到過醫院探訪」的警示。(圖/紀志賢提供)

借鏡新加坡防疫經驗

紀志賢當時找到新加坡負責收治全國SARS病例的陳篤生醫院,提出「戶外發燒篩檢站」的作法,「雖然不知道長什麼樣子,但我們認為這個情報十分重要。」

他解釋,SARS患者幾乎都從急診室入院或進行初步篩檢,急診室區域忙碌且狹小,易讓滯留急診的病患暴露在高染疫風險的環境。

2003年4月24日,因爆發院內感染,北市政府下令和平醫院封院,此時台大醫院也不斷有病人湧入急診室求診。成大醫院當時雖未收治SARS疑似病例,疫情也相對北部較不嚴峻,但仍是南部迎戰病毒的第一線。

依循新加坡的防疫概念,成大醫院在急診室外及醫院大門口外,分別架設戶外發燒篩檢帳篷、户外門診,並設置發燒隔離區,為阻絕SARS傳播做足準備。

成大醫院在SARS疫情前期設置戶外發燒篩檢帳篷。(圖/紀志賢提供)

SARS風暴襲捲台灣

5月1日,和平醫院護理長陳靜秋病逝,成為台灣首位因SARS殉職的醫護人員。台大醫院則出現院內感染事件,宣布自5月12日起,急診關閉2週。5月20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台灣成為全球SARS疫情擴散最快的地區。

「平均一週走一個,那種心情非常的沉重。」2003年SARS風暴造成11位醫護染疫殉職。

醫院可以救命,但也可以殺人,這就是SARS。

身為父親的紀志賢也另有牽掛,「當時我的孩子一個小學、一個幼稚園,SARS期間,我不管有沒有事,都等孩子睡了才回家,一到門口就把所有衣服都脫掉,直接跑去洗澡。」

防疫成功失敗,出將入相的榮耀,都是建築在每一個家庭的痛苦之上。

從SARS走到COVID-19的急診室醫師紀志賢。(攝影/陳宥蓁)

率先將急診擴張至戶外 

2020年全球受COVID-19肆虐之際,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該年6月提出台灣防疫成功因素,其中一項為「SARS經驗」。有別一般的急診就醫流程由醫護直接檢傷;紀志賢指出,急診分區與動線分流概念就是從SARS時期引入,讓台灣在COVID-19初期可以快速應變。

紀志賢認為,戶外發燒篩檢對發燒病患是否能正確診斷為SARS,或許沒有直接幫助,「卻是動線管制概念的第一步。」

他回憶,成大醫院自2003年4月初,便將急診室外的「毒化災除污室」,針對高危險病患實施戶外發燒篩檢,將病患進行初步分流,同時也參考毒化災的應變原則,開始進行動線規劃。

成大醫院急診科醫師洪明原、高嘉隆以及紀志賢於2021年共同發表期刊論文《疫情期間急診科重症患者的分流》,以成大醫院急診室為範例,點出急診室疫情前後的空間分流概念。(圖/截取至The Society for Healthcare Epidemiology of America ,SHEA )

以SARS時期戶外篩檢概念沿用至今的成大醫院急診入口前空間為例,一條廊道除了能先檢傷並篩檢病患,也能直接將確診者不經由院內空間,直接送往負壓隔離病房。紀志賢說明,若篩檢結果為疑似病例,會採取避免傳染的動線送到隔離區;若為確診則是到汙染區或負壓隔離病房。

台大醫院當年SARS關閉急診後,在重新啟用前,也增設戶外發燒診療區等;全國各醫院在5月中旬陸續設立戶外發燒篩檢站,並接連走向全面戶外急診。紀志賢因此指出,「成大醫院算是當時比較早將急診拉到戶外的單位。」

但他也點出該廊道不完美的地方,「SARS時期候診人比較少,我沒有想到之後會遇到幾千萬確診的COVID-19,排隊人潮超乎預期。」

戶外帳篷變身COVID-19篩檢站

紀志賢回憶,SARS時期醫護身處帳篷需要克服的難處。如人員到現場動線被拉長,不利處理緊急病患;在無法抵擋風雨的情況下,醫療儀器等容易損毀;醫護人員在大熱天下穿C級防護衣工作數小時。

SARS疫情後期醫護穿著從頭到腳的C級防護衣,因難以辨認對方,便索性在衣服寫下名字。(圖/紀志賢提供)

2003年起戶外篩檢的作法,也延續到了如今的COVID-19,甚至被加以改良。他以成大醫院在2020年啟用的COVID-19發燒篩檢站為例,指出該區域從只有篩檢疫情的角色,到變成小兒科及可為成人看診,再到最後COVID輕症病患看診兼拿藥,單純替住院前病患事先篩檢,一直多功能再運用。

建立急診腹地 因應未來疫情再起

急診作為社區與醫院的橋樑,紀志賢表示,「與新加坡的醫院急診室相比,台灣急診室腹地非常狹窄。」他特別點出,北部醫院恐難以像成大醫院把停車場「黃金地段」,拿來設置發燒篩檢站。不過他仍建議,醫院未來可將急診室外的空間及分流動線也考慮進去,才能因應下一個傳染疾病。

成大醫院自2020年啟用的COVID-19篩檢站,今用於替住院病患及陪病家屬採檢。(攝影/陳宥蓁)

除了空間規劃,他強調,「急診只是醫療系統的一面鏡子」,未來無論面對什麼疾病,最重要的還是整個醫療系統的整合。包括急診室、前端的基層醫療以及後端的各科門診,將這些資源進行有系統的整合,才是迎戰下一場疫情的關鍵。

急診醫師的難處 規定與防疫求平衡

再次回顧SARS,紀志賢提及,台灣當時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人心惶惶。有位孩子因疑似確診成為學校的全民公敵,送到醫院時被安置在戶外。不過他的媽媽一到現場,便衝向孩子痛哭流涕。他雖然想阻止,但看見母性的偉大後,卻又於心不忍。

COVID-19本土病例爆發初期,民眾因疑慮紛紛至醫院要求篩檢,讓各大醫院出現PCR量能不足等問題。紀志賢提及,當時一位從澳門旅遊回國的病人因不符標準無法篩檢。他說道,「照規定是不能篩,結果呢?中了。」

他也指出當時身為急診醫師的難處,「打破規則的事太多了,全國必須有統一規則,可是第一線醫師的經驗判斷其實很重要。」他說,全台灣很多急診醫師都扮演了這樣子的角色,在國家規定與第一線防疫間尋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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