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專題】萬華疫年後/沒錢比確診更難過 性工作者底層求生記

中萬華的街上,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性有部分是性工作者,也就是俗稱的「私娼」,正等待著尋芳客的來臨。 (圖中人物非當事人,為示意畫面。攝影/陳祖傑)
1997年台北市議會通過廢除《台北市娼妓管理辦法》,公娼爭取到兩年緩衝期,而後到了2001年,北市公娼制度正式走進歷史,性產業全面地下化。去(2021)年萬華成為疫情重災區,,性工作者收入大受影響,甚至有人因此跳樓輕生。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長期關注妓權運動,社工主任蕭怡婷表示,性專區遲遲未成立,無法活在陽光下的性工作者們,每天仍然冒著被逮捕的風險下,咬緊牙關掙扎求存。

在中萬華地區,總是會看一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性,站在街道或巷弄裡,其中幾位是性工作者,也就是俗稱的「私娼」,正等待著尋芳客的來臨。

華麗妝容難掩歲月痕跡,在萬華一帶從事性工作的女性,年齡層普遍偏高——根據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的觀察,當地性工作者從40歲到80歲都有。

步入人生中後段,本該含飴弄孫、頤養天年,但這群性工作者背負著外人難以想像的經濟壓力,只能用自己的身軀養家糊口。

然而,去(2021)年國內疫情爆發,萬華成為重災區,原來充滿生氣的大街小巷,頓時空無一人。對性工作者而言,可以說是雪上加霜。

萬華變「死城」  尋芳客全消失

2021年5月15日,單日本土確診新增180例,其中43例出現在萬華區。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宣布,雙北地區進入三級警戒。台北市政府勒令茶室業者全數停業,當大眾把焦點放在「阿公店玩很大」、「獅子王人與人的連結」時,在炎熱的艷陽天下,性工作者只能瑟縮一角,等著隨之而來,不知何時能結束的寒冬。

人們深怕染疫的恐懼感提前蔓延,萬華瞬間變成「死城」,男女老幼都不敢踏進一步。出現在當地的男性數量大幅減少,性工作者難以接客,生計大受影響。

「以前這邊到凌晨3、4點還是很熱鬧,但現在可能9點多,人就開始減少了。」

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在萬華協助性工作者多年,深刻見證過去一年疫情對萬華的衝擊。

去年萬華成為北市疫情重災區,當地百業蕭條,性工作者也難以接客。(攝影/陳祖傑)


台北性產業的前世今生

台北性產業發展可追溯至清朝道光年間(1820年),在艋舺碼頭的凹斗仔,已有多間娼寮出現,滿足碼頭眾多船夫與工人的性需求。光緒年間(1850年),航運重心轉移至大稻埕,性產業也因此集中在九間仔街及六館仔街等。

1997年前台北市設有「公娼制度」,並在江山樓(大同區歸綏街一帶)、寶斗里(萬華區華西街一帶)劃設公娼館,在館內可合法進行性交易。不過在1997年,時任台北市長陳水扁大力掃黃,同年7月30日,台北市議會通過廢除《台北市娼妓管理辦法》。2001年,公娼館正式走入歷史,意味著在台北市從事性工作屬違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下稱「社維法」)第80條則規定,從事性交易可處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儘管2011年「社維法」通過修法,各縣市政府可規劃性專區,但經過11年,全國至今未有縣市設置合法性專區。

有法可循但無處可待的情境下,性工作者只能走向地下化。雖然接客過程充滿染疫風險,但對於「論件計酬」的他們而言,只要休息一天,收入就是零,背負著房租,甚至是債務壓力,在疫情及汙名的雙重夾擊下,處境比過去艱困,而且有苦難言。

公娼制度早在日治時期就已經存在,位於大同區歸餒街的文萌樓,就是其中一個公娼館區。(圖/公視新聞資料)

戴口罩交易  性工作者自主防疫

蕭怡婷說,疫情爆發後,不只男性客人,連部分性工作者也對萬華避而遠之。至於留下來繼續接客的人,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則在旁協同她們,配合防疫規定。「比如環境清消、幫客人量體溫,還有窗戶要打開通風等等。」

疫情下持續接客,性工作者提供口罩、酒精等,也準備了額溫槍為客人量體溫。(圖/蕭怡婷提供)

不過,部分小姐因為身體狀況不佳,無法接種疫苗。蕭怡婷只能提醒她們,要注意觀察客人的身體狀況,如果有發燒、感冒症狀,「能避免就避免,不要為了賺這筆錢而讓自己更麻煩。」但交易過程仍然存在染疫風險,性工作者與客人只好商量出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

「他們想看到小姐的表情,但小姐也要保護自己,所以很多客人都戴著口罩做。」

看似荒謬、可笑的畫面,卻是性工作者掙扎求存的證據。更殘酷的是,她們想要轉行也困困重重。

受疫情衝擊,不少行業都陷入停擺狀態,工作機會少之又少。蕭怡婷甚至聽說過,有僱主拒絕聘請萬華居民。走投無路的性工作者們,掙扎在疫情與法律的夾縫中求生存,但無奈入不敷出,有人因此走上絕路。

萬華「個體戶」年紀偏大,加上學歷不高無一技之長,成為她們轉行的障礙。(圖/公視新聞資料)

經濟壓力大  「個體戶」繳不出房租跳樓輕生

一般「個體戶」需要負擔兩筆房租——住處和工作場所,「很多小姐是希望工作、生活可以作區隔。」蕭怡婷說,經濟負擔增加,但疫情導致工作機會減少,許多性工作者只能苦撐,部分人選擇借錢,「跟朋友去借錢,幾萬塊這樣。」也有人選擇先退租,減少支出。

這是其中一名「個體戶」的工作場所,受疫情衝擊,房租成了極大壓力。(圖/蕭怡婷提供)

6月初一名20多歲的個體戶「學學」,因為付不出欠繳三個月的房租,選擇從住處一躍而下,結束短暫的一生,距離全國疫情警戒提升至第三級的日期,還不到一個月。

「她有問過房東延後付的可能性,但房東不願意。」

蕭怡婷沉默了一陣子,才講出那位小姐的故事。她表示,當時大家都很恐慌,萬華確診案例又多,根本看不到什麼時候可以恢復,「而且她生活很封閉,不知道怎麼求助」,房租就成為壓倒她的最後一根稻草。

「學學」憾事發生後,蕭怡婷從其他性工作者口中打聽,得知「學學」生前曾打電話給同行的姐姐,哭著問:「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上班賺錢?」

「你可能會問,『為什麼有人因為這樣就要自殺?』」蕭怡婷進一步解釋,散落在中萬華地區的性工作者,絕大多數都是社經地位弱勢,當指揮中心下令升級至第三警戒,對沒有積蓄的性工作者們,是一大衝擊。「面對突如其來的病毒,她們抵抗力很弱。」

隱藏於社會角落的弱勢族群

外界常誤以為從事性產業,賺錢很簡單,「講難聽點,有人覺得這一行『腳開開就可以賺』,但事實上就不是這樣啊。」

蕭怡婷強調,踏進這個圈子的女性,肩膀上都有不同的負擔。她看過年輕女孩下海為了要償還學貸,「甚至有人是年輕單親媽媽。」也有年紀較大的小姐兒子入獄,只能獨力照顧5名孫子,「有人幫前夫做保,欠一屁股債」,有人則因為921大地震補助不足以重建家園,只好入行從事性工作。

「如果其他工作可以賺到這個錢,我相信她就會去做,但她檯面上可能就只有性工作這個選擇,這是一般人不理解的。」

礙於年紀、學歷,對於年紀大的性工作者而言,「轉行」難如登天。蕭怡婷說,曾經有人從事性工作,賺了一筆錢,如願離開性產業。不過後來投資失敗加上欠債,「請問哪裡有滿足她條件的工作?」最終只能回歸性產業。

蕭怡婷接著又舉了一個例子,在受訪前一週,她去台中女子監獄探望兩位近70多歲的阿嬤。「她只有國小畢業,又早離婚,沒有一技之長,還要幫家裡還債。」阿嬤之所以入獄,是因為生意差收入不穩定,為了償還8萬元的高利貸,,以代價10萬元當運輸海洛因的車手時遭逮捕,被重判多年有期徒刑。「我們都知道,她很有可能出不來。」

「你可能會好奇,為什麼她們要去借高利貸?」蕭怡婷指出,國內沒有合法性專區,性工作並非「職業」,因此「無業」的性工作者根本很難從銀行借錢,「沒有職業,聽到說你是性工作者,銀行會借嗎?」在萬華從事社工多年,她坦承「這種慘的案子太多了,講不完。」

蕭怡婷投身妓權運動十多年,她盼望台灣能早日出現第一個性專區,讓性工作者合法賺取金錢。(攝影/陳祖傑)

性專區充滿爭議  性工作者仍未見曙光

時隔一年,國內疫情趨緩,經濟活動恢復,萬華雖有人潮,但距離過去的繁榮仍有一段距離。街道上的性工作者,眼神彷彿流露著不安,可能是畏懼被警察逮捕,可能是擔心繳不出房租,也可能在思考疫情何時才能結束。

蕭怡婷透露,去年疫情延燒期間,警察加強取締,部分性工作者因此吞下罰單,「6000塊,對她們來講已經很多。」

蕭怡婷強調,建立性專區並不會「馬上解決所有問題」,而且管控如果太嚴厲,反而會適得其反。她舉例,以前的公娼制度,雖然將性工作者與性交易合法化,「但管得太嚴,所以公娼、私娼比例大概是3:7。」蕭怡婷再解釋,成為公娼,首先必須單身,「然後每星期內診、每個月血檢、每三個月要照一次X光。」種種條件下,導致大多數性工作者不願意成為公娼。

蕭怡婷舉澳洲新南威爾斯州設置性專區的經驗為例,這是她心中理想的典範。她解釋,當地要求業者在設置娼館前3個月,必須在社區公告,並召開溝通會議,讓居民可以提出意見,「而且娼館必須符合社區生活形態,假如鄰近住宅區,營業時間就不能太晚。」此外,設置地點也需要與當地居民經過長時間溝通,達成共識。

至於討論最多的個人衛生問題,日日春過去的研究報告也指出,新南威爾斯健康與衛生部門會提供匿名健檢服務,鼓勵性工作者自願健檢,而非強制健檢。蕭怡婷認為,這樣的模式是把性產業視同一般產業來對待,因地制宜且符合居民訴求,可達到雙贏局面。

「我們從柯文哲第一任就追著問,」蕭怡婷慨嘆,只要主政者願意設置性專區,八年任期起碼會有一定的進展,「就像他(柯文哲)任內都在推那個標線型人行道啊。」但歷屆市府團隊始終無人跨出第一步,導致社維法修法11年後,性專區在台北依舊是紙上空談。

長久的歷史脈絡使然,中萬華一帶的性產業,跟各行各業的關係密不可分,豐富在地經濟。蕭怡婷說,曾有生活百貨的收銀員與自助餐店員向她吐實,疫情導致茶室區蕭條,連帶影響他們的營業額,掉了好幾成。

去年本土疫情爆發前,萬華經濟活動豐富,人潮熱絡,比如上圖的西昌街市場。(圖/蕭怡婷提供)

今年年底九合一選舉,蕭怡婷將第3次參選萬華富民里里長,前兩次她都鎩羽而歸。她表示,參選里長是希望從在地出發,探討設置性專區的可能性,取得社區共識是很重要的過程,「我們會跟居民說,如果合法化,是可以解決一定程度的問題。」

蕭怡婷說,利用候選人的身份跟里民溝通,可理解居民生活如何受到性產業鄰避效應的影響。她希望與里民共同思考如何透過化暗為明的管理,引進公共資源來改善環境,打造出一個里民、性工作者可以共融的環境。否則只是透過消極的檢舉與取締,無法從根本解決問題,反而造成無力的惡性循環。

性是人類基本生理需求,在性需求與居民利益之間,該如何取得平衡?但也因選票考量,性專區是多數政治人物不敢踩的紅線,若只靠公權力依法行政,街頭上一個個垂垂老矣的身影,恐怕一輩子都只能活在太陽照不到的地方。

柯文哲上任後,日日春多次向市府陳情,盼望設置性專區,落實性交易合法,但經過8年,北市府至今仍沒有實質作為。(圖/公視資料畫面)

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