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革命／暴徒家庭「阿爸」的8個問答

對你來說，何謂「時代革命」？

我印象中，就算是第一個喊出這個口號的梁天琦，都沒有解釋過何謂時代革命。他當時只講了一句：「到時候你就知道」。

「時代革命」這四個字，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解讀。而我自己的解讀是，我們整個世代的人，都發現這個時代是有腐敗、腐化的跡象。因此大家都會用自己的力量、專長和能力，去改變這個已經壞掉的時代。這是一個從下而上的改革，也就是革命。

而如果「時代」是一個人，我們就是希望他康復、希望光復他，所以才會有光復香港。

成為暴徒家庭的「阿爸」

我在2014年雨傘革命就參加街頭抗爭，一直到2019年反送中運動。坦白說，雖然我有隊友，但其實我是一個「獨行俠」，喜歡獨行獨斷，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有一次在上環的行動，我站在前線，跟警察的距離不到100公尺，我看到3個小女生在我前面，我猜應該未滿18歲吧，她們除了眼罩和N95口罩之外，幾乎沒有什麼裝備。我心裡想著，「你們真的不怕死！」然後我就把頭盔脫下，給其中一個人。

我把她們拉到我身後，接著說：「你站我後面，這裡很危險。」

講完不到5秒，警察就發射催淚彈，就掉在我面前。然後我們一直後退，退到了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後，我突然就在想：如果沒有把她們拉到後面，如果沒有給她們頭盔，警察射過來，說不定就打穿她們的頭了。

在那個瞬間，我突然找到自己另一個定位：我可不可以在戰場上面，跟大家共同進退，然後又可以保護到這群小朋友？他們年紀比我小，不可能讓他們站在我前面，他們應該受到我的保護，而不是在我前面幫我擋子彈。從那時候，我們就認識到越來越多人，也找到了很多「獨行俠」，慢慢地我們就集結在一起，變成所謂的「暴徒家庭」。

整個反送中運動，我們「齊上齊落」，一起被催淚瓦斯、胡椒彈攻擊，行動結束後有些人可能沒有車回家，有些人跟爸媽吵架，我就去照顧他們，就是這樣慢慢地，我就成為他們的「阿爸」。

當小孩被拘捕

第一個應該是在2019年8月31日，那個男孩只有18歲，我習慣叫他『18』。其實他屬於其他小隊，只是剛好住在我們這邊。那天我人在銅鑼灣，正準備去中環，接到一個電話，是他女朋友打電話給我。

「阿爸。」

「什麼事？」

「『18』在太子站被捕了。」

「真的嗎？已經Fact check了嗎？」

她傳了直播畫面給我看，看到的當下就是有點錯愕，他是我第一個被捕的「子女」。

暴徒家庭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如果有一天，我跟「阿媽」被捕了，「子女」們必須馬上刪除我們兩人的聯絡方式，當作從來沒有認識過我們。但反過來說，如果「子女」們被捕，無論如何一定要通知我們，我們一定會想辦法找律師幫忙。

但他可能沒有聽懂我們的意思吧！出事後，他跟女朋友都搬走了。9月有一天我們在街頭上遇到，我認出他，但當時他正在「守行為」（編按：若香港法院判定執行「有條件的釋放」，便會要求當事人承諾，在3年內不得再犯同一罪行或其它性質相近的罪行），因此不能穿著裝備，我跟他隔著一條馬路相望，點點頭打個招呼，什麼話都沒說就走了。

其實當下真的很虐心，我們曾經一起上街抗爭，一起聊天，一起生活過，但突然就變成不能相認的陌生人。 但也還好後來法院判他無罪，我總算放下心頭大石。

成功撤退就是勝利：逃離理大

警察包圍理工大學時，我們在一個房間裡休息，大家士氣很低落，包括我也是。但我是「阿爸」，如果連我都不振作起來的話，這個團隊就垮了。然後我就說，「我出去找一下有沒有逃離的路。」但其實大家都知道這是謊言，如果有路可以走，我們早就走了。

其實當天早上我們一直嘗試離開，都沒有成功。後來我回去跟大家提議：分開幾個小隊，用不同方式逃離，成功的話就用電話通知隊友，但千萬不能回頭！

我跟「阿媽」還有兩個隊友，選擇從天橋游繩而下的方法。其實大家都很害怕，那邊離地面大概6、7公尺吧，，在我們下去之前，有個女生不小心卡在半空中，又背部著地，她當時沒辦法動，急救員判斷應該是骨折了，只好叫救護車，等於徒勞無功。

「要不要下去？這是最後一個機會，逃不了我們一輩子就活在恐懼之下。」

「只要成功落地，往前跑200公尺到公主道，就會有車來載，我們就贏了。」

我跟她們精神喊話後，就開始游繩下去。「阿媽」因為手滑也跌倒在地，但傷勢還好，就是手指骨折，最終我們4人順利跑到車上，成功逃離理大。

但其他隊友就沒那麼幸運，他們被警察記下名字、身份證號碼等等，日後可能會面臨起訴。

有兩個隊友隔天就前往台灣，也有幾個人也決定要去台灣。我覺得他們太年輕，擔心他們人生地不熟，過幾天後，我也搭上飛機，離開香港。

無身份的躲藏

其實我並沒有想過自己會回不去香港。當時我的計劃是，安頓好小孩後，我就回香港。可是老天好像在跟我說，「你不用擔心這件事。」因為某一天，我突然發現自己的銀行帳戶被凍結了，我請律師幫忙了解，他說「如果你要回來，就先說一聲，我們會去警署等你。」意思是，我已經被警察盯上了。

雖然躲過了牢獄之災，但在台灣的第一年，我覺得很無力。無力的地方是，我沒有身份， 又不知道可以做什麼，對未來完全沒有信心。

說來說去，就是因為我拿的是旅遊簽證，可能你們正常人很容易做到的事，對我來說完全做不到，比如安裝第四台、寬頻網路啊，一定要有居留證，只有旅遊簽證，廠商不會跟你簽約。更不用說健保，有一天我食物中毒進醫院，有健保只要100元就可以了，但我付了一萬多元，這些都是一個壓力。

很多抗爭者來到台灣都會選擇讀書，因為這樣可以直接取得至少4年的居留權。但我30幾歲了，不可能再讀書，所以我選了求職。

不過，有老闆會聘請一個拿旅遊簽證的外國人嗎？很難。於是我就陷入了一個死胡同：我沒有居留證，僱主不願意請我，但他們不請我，我就沒辦法申請工作簽證，然後取得居留證。這段日子真的非常非常絕望，什麼都做不到，香港戶口又被鎖，我會想：「我是什麼？我是一個什麼的存在？到底我是不是存在？」

反送中後香港移民潮開始湧現，有些人在台灣成立公司，剛好有認識朋友，經過介紹之後，終於找到工作。先不管薪水多或少，至少我可以成為一個有身份的人。

會在台灣留多久？

坦白說，很多抗爭者會先過來台灣，安頓好之後，再前往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地方。其實也有人不斷勸我去歐美，他們會說：「台灣早晚會被中國滲透，趕快走吧。」不過我覺得，既然3年前選擇來台灣，我就會一直留在這裡。

比較現實的，剛剛說的那種「無身份」生活，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終於從這個泥濘爬出來，總算朝安身立命接近一步。如果現在去外國，說不定又要再經歷一次這個身份的迷惘期。我年紀不小了，沒辦法、也不想再來一次。

此外，我找到自己的使命感。

《時代革命》在台灣上映後，我出席過不少映後QA，很多台灣人、香港人來找我聊天，也反映出一些問題。我覺得大家既然都關注這個議題，我應該去為他們發聲，甚至是團結起來，持續抗爭運動。

最後，要謝謝這些年來台灣民眾、團體一直協助我們這些流亡抗爭者，他們付出了不少時間、資源，讓我們可以在台灣生活。如果我突然拍拍屁股走人，我覺得很對不起他們。

有話對台灣政府說？

台灣政府其實有提供專案方式，讓流亡抗爭者可以留在這裡，但我覺得有些細節可以改善、有些條例說不定可以更有彈性。

3年前，很多抗爭者來到台灣，在讀書、工作之間，不少人選擇了讀書，因此這是最安穩的方案，可以直接取得至少4年的居留權。港澳學生要取得台灣身份證，其中一個方法就是「4+5」，讀4年大學，然後工作5年，薪水有達到標準，就可以成為台灣人。

但問題是，那個「+」號是最多人會面臨的困境。港澳生畢業後，可以有一年的時間在台灣找工作，可是並非每個人都可以順利地在一年內受僱。因為僱主自己也有考量：第一，公司的資本額符不符合聘請外國人的條件；第二，你的薪水符不符合法律規定；第三，申請工作證程序繁複，往往需時兩、三個月。因此，一個港澳畢業生要在台灣找到工作，其實並不容易。

如果一年內找不到工作，抗爭者們就要離境回香港了，但等待他們的，是法院的審判。

我在想的是，能不能在既有的條例中，做一些調整或者放寬條件，變得有彈性，讓他們可以留在台灣呢？

3年前很多人選擇保守牌，不用煩惱居留權。他們2020年9月入學，等於最快在2024年，就會有一批人遇到找工作的難題。以我所知，有抗爭者跟我一樣大概30幾歲，但他選擇了讀書，畢業時他已經快40歲了，真的會有人願意聘請他嗎？

這些都是可預見，而且是一定會發生的事。如果到時候再想解決辦法，就為時已晚了。

香港還會有大型抗爭嗎？

老實講，我認為現在已經很難再進行街頭抗爭了。自從有了國安法，疫情後政府又實施「限聚令」，不斷精神折磨香港人，在這樣的情況下，人會疲累，反抗意識也會慢慢消失。我覺得如果還是持續著這股絕望的氛圍，真的很難再出現大型抗爭。

這有點像2014年兩傘革命剛結束的時候，大家都會說：香港沒希望，趕快存錢移民吧！但不到5年，在反送中事件大家又團結起來，就像我在紀錄片裡所說的，「大家不是政治冷感，也不是政治反感，這只是一個火山的休眠期，等待下次爆發。」

我覺得宣揚希望很重要，《時代革命》也是這樣，為什麼最後有第九章Hong Konger，其實就是想給予大家希望，跟香港人說，「現在還不是最後，理工大學一役不是最後，甚至國安法之後，我們還沒絕望。」無可否認，雖然香港人面臨的限制越來越多，越來越誇張，但我們還有很多可能性，所以我覺得要給予希望，大家才可以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