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們」到「我與你」:王力宏事件中的婚姻諮商與離婚調解【觀點】

(圖/美聯社)
婚姻的信任重建需要歷程、需要雙方投入,但有些夫妻進行幾次婚姻諮商,背叛者容易將改變的責任甩鍋到被背叛者與心理師身上,認為被背叛者還是一樣歇斯底里、無理取鬧,有些被背叛者也接受這樣的說法,變成獨自一人前來諮商,於是背叛者就順勢逃離婚姻諮商現場。

(※ 文:林秋芬,門諾醫院婚姻諮詢門診心理師、花蓮地方法院家事調委)

上週末,相信不少讀者受到藝人王力宏婚變新聞吸引,除了緊追雙方你來我往的後續發展,更為其中曲折情節為之起伏。

本月15日,王力宏於臉書聲明「與太太李靚蕾決定分開,已提出申請」,並說「我們永遠會是一家人」,這是常見的藝人離婚官宣「和平分手、承諾共同撫養孩子成長」劇本;但就在媒體開始將離婚原因歸責李靚蕾個人與婆媳問題時,此時尚未見王力宏出來澄清。

直到李靚蕾於上週五(17)深夜於個人社群媒體貼出5千字長文聲明,王力宏直至周日晚上才回應,而整起事件於本周一王力宏道歉、李靜蕾宣布「不告了」暫告落幕,全民的情緒也許還餘波盪漾。但對李王來說,在風波過後,如何繼續扮演善意、有智慧的父母,將是最大挑戰。 

各懷鬼胎的運用婚姻諮商:請幫我搞定我太太/先生

王力宏的第一封回應信中提及「婚姻中不斷的有問題,從2014年3月開始一起看專門針對婚姻的心理醫生,總共算起來看了5位,但最終,很遺憾,一直沒辦法真正好轉」;李靚蕾接著回應,且公開婚姻諮商中心理師的文件。對旁人看來,或許得到的是,歷經5位心理師,也未能讓雙方關係好轉之印象。

在我從事婚姻諮商工作經驗中,每對前來尋求諮商的伴侶,對「婚姻諮商」各自有著自己的想像,亦帶著不同動機與目標而來。如要談婚姻議題,卻是只有一方來,也反映著這對夫妻的互動與關係模式。

像是有先生會說,「我老婆叫我來的,她說我的問題比較大」、「我先來告訴你我們的問題,因為下次我太太來的時候我會開不了口,她太會講話了」、「我先生不願意來,我會回去邀請看看」、「我想了解如何處理太太/先生的問題」。這些說法也反映夫妻的關係動力。

若要處理的是關係議題,我的立場是將夫妻視為一整體;雙方期待的若是修復關係,則需要雙方承諾願意為改善關係而努力,如願意投入一段時間接受婚姻諮商、願意自我調整等,也才有讓關係改善的可能。

「理想化」心理師:我只是來看看你,可以挽救我們的婚姻嗎?

在實務經驗中,有些夫妻一來就說雙方吵到要離婚,但想試試能否透過諮商改善關係。但其中一方邀請對方來談「我們」,有時被邀請的這方雖答應來談,但過程中仍然維持自己於婚姻中的位置,未曾移動、維持在「我」想要的婚姻樣貌,要對方改變成「自己期待」的樣子。

不僅如此,其中一方會於諮商中,極力爭取心理師認同或支持他的想法。此時夫妻互動模式,呈現想藉由一名「權威」——在家可能是拉父母支持,諮商時拉心理師站隊——為自己的立場背書,進而要求對方改變,或是評論對與錯。

夫妻於諮商中表面上的陳述,與實際心理上的需求可能是兩回事。我也見在婚姻諮商中的夫妻,有人只要關係的形式,卻不見想要要努力經營關係的品質,形成不想面對關係中的不好,也不想追求關係中的好;拒絕面對關係中的真實,只是配合對方的要求來談,並自認自己是被迫來,進而落入關係中的的自主性被壓迫的不適。

當婚姻諮商師協助夫妻去看見他們的關係發生什麼事,兩人可能沒興趣去理解對方,把關係改變的責任丟給心理師,夫妻像兩個孩子般,期待諮商師告訴他們可以怎麼做。

我的工作是幫助夫妻看見關係如何形成,例如一個人非常投入關係、另個人卻事不關己,幫助夫妻看見關係的真實,但要不要改變則由夫妻自己決定。

夫妻要有「如果我們要在一起,看見我們在一起的困難是什麼?我們願意一起面對這個困難」的承諾與投入,心理師會陪伴夫妻去克服婚姻中的困境。但不管是婚姻經營或婚姻諮商,都不能只有一人唱獨角戲。

婚內出軌:婚姻中的大地震,重建之艱難

夫妻面對「婚內出軌」是個很艱難的挑戰,常見夫妻已嘗試修復關係,但卻形成被背叛者成為「控訴者/獄卒」、背叛者為「贖罪者/犯人」,因而困在這樣的互動中,令兩人都感到痛苦。最難的是還原,有空間去談、去重新解構婚內出軌事件。

也有時,我見想挽回的背叛者積極主動安排婚姻諮商,期待夫妻關係能「速效」改善、期待心理師給一些建議指導,期待心理師搞定被背叛者;因為被背叛者停止不了控訴、停不了自責、外在展現更多情緒攻擊。

此時的背叛者,處於「我人都回來了、我該坦白都坦白了」的立場,認為只要對方不去想、不去談傷害就好。但這樣的預期,有如被背叛者已溺水,背叛者卻站在岸邊說「你跳上來就沒事」般。對被背叛者而言,他依舊處於「你的心真的回來了嗎?我到底做錯什麼?」的無限迴圈中。

婚姻的信任重建需要歷程、需要雙方投入,但有些夫妻進行幾次婚姻諮商,背叛者容易將改變的責任甩鍋到被背叛者與心理師身上——認為被背叛者還是一樣歇斯底里、無理取鬧,認為這是被背叛者的個人問題、被背叛者需要個別諮商。

有些被背叛者也接受這樣的說法,變成獨自一人前來諮商,於是背叛者就順勢逃離婚姻諮商現場,或雙方不再來談、或再轉換心理師。

或有時夫妻認為再談下去就會離婚,但現實是他們現在分不了,而決定不再來談。夫妻面對婚內出軌要修復關係,需要能捱住通往修復過程中的各種痛苦與高張力。

中式美食與漢堡:從婚姻諮商到離婚調解、社區家事商談

王力宏的回應中提及,2020年開始透過調解員談離婚協議;離婚調解與婚姻諮商是不同的工作目標與介入方式,婚姻諮商如細火慢燉的中式美食,而離婚調解如速成的漢堡。

婚姻諮商不是教育夫妻,但家事調解員會有教育的角色,特別是攸關未成年子女的事項。離婚調解是協商、找到共識,是問題解決,在離婚調解現場的夫妻,常是一個要走、一個要留,調解員的工作是協助雙方好聚好散、協商子女照顧、子女扶養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項。

離婚調解現場的夫妻常在爭輸贏、爭對錯,雙方要面對的不再是婚姻品質的改善——因為一方已無意願續留關係中、甚或改善關係。

我於調解現場與被提離婚者個別談時,面對已回不去的婚姻,會請其思考不再將焦點擺在「沈沒成本」(如10年婚姻中的付出),而是看「邊際效益」(現在我的挽回有幫助嗎),能否停損與成全對方的求去,轉為共同做父母。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心理歷程,也許需要同步轉介離婚調解中的夫妻進行個別、聯合諮商,協助釐清內在,看清楚關係。

我於調解實務現場也見有人面對殘破不堪、名存實亡的婚姻仍然不願放手,當事人要的不是婚姻繼續,也不是「我要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表面陳述,內在深層的需求是要維護自尊、討公道,要法官證明他的清白,證明自己非對方於離婚起訴狀所寫那樣不堪。於是,被提離婚者基於上述需求,而不再參與調解,堅持交由法官判決。

有些主動向法院提起離婚的當事人,會囿於社會現實眼光,認為是他拆了這個家,於是提離婚的當事人會說是對方逼他這樣做,列舉對方的不是。此時,被提離婚的人就落入要不斷證明自己沒錯的狀態。

然而,此也形成愈指控對方於婚姻中的過失,另一方就愈不想放手;想離開的人,也常極盡所能讓想待在關係中的人感到不適,企圖逼對方放手,雙方陷入此互動,無法看清婚姻關係的真實、自己作決定。事實上,做決定也意味著「負責」,於是有人將婚姻去留,交由律師來努力、交由法官來決定。

我的工作中發現在離婚調解中,若能將攻擊態度轉為感謝對方在婚姻中、孩子養育過程的付出,邀請對方一起面對婚姻關係該何去何從,不拿過去恩怨來決定關係的未來,才有協商空間的可能性。

及時止損:離婚調解是溝通的平台,是資源進入的開始

當父母於離婚調解不再是相互攻擊與對立,才能避免將捲入孩子戰場。但當父母處於爭奪之時,兩個大人都很痛苦,大人也許熬得住,但未成年的孩子呢?孩子更是困難。及時止損不容易,是成年人的高配,是在困境中的我們都該學習的。

我見在父母離婚過程中,若孩子過度關注照顧者的情緒,孩子要處理自己的情緒是困難的。當照顧者的情緒太沉重,沒有空間與能力去調節,孩子注意力只放在照顧者身上,與照顧者的情緒沒有適度分化,孩子瞬間被迫成熟與獨立,但再堅強、內心仍舊易脆,然父母專注於與對方的敵對與痛恨中時,已難以回應孩子。此時就需要有資源幫助孩子撐住,以度過這段艱難時期。

例如,花蓮縣府駐地方法院家事服務中心會提供孩子個別、團體諮商輔導、親子紓壓團體,也提供資源協助在司法歷程中的父母能繼續做父母,如家長團體。或於調解程序中,發現父母在共分親職的行動中卡住時,則需要從離婚調解再轉介諮商釐清障礙是什麼、如何移除障礙?也許是成長中的創傷,也許是婚姻關係中的創傷,採取離婚調解與諮商同步進行的協助。

面對婚姻關係何去何從,可以如王力宏、何妤玟先進行婚姻諮商,或如理科太太與對方能以孩子利益為核心,運用兩次法院家事調解後達成協議。

我常見離婚調解現場的父母常都很愛孩子,但千萬別讓攸關孩子的事務成為戰場,請善用婚姻諮商面對關係,善用家事調解解決紛爭。無論晴朗還是陰天,太陽總在,而父母就是孩子的太陽,也請在處理雙方關係時能為孩子,善待自己與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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