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魷魚遊戲》：綠色運動服下的極權凝視，與失控的鄉愁【劇評】

（※ 文：何撒娜，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韓國最新電視劇集《魷魚遊戲》造成世界性的旋風，不只在東亞大受歡迎，在歐美國家也廣受好評，連在過去最排斥Netflix的法國，巴黎街頭還出現了魷魚遊戲體驗專門店，結果因為太多人想進去玩遊戲發生衝突，甚至必須出動警察來維持秩序。

《魷魚遊戲》這部名字帶點土氣又讓人摸不著頭緒的電視劇，以生存遊戲的形式來諷刺當代新自由主義盛行下的韓國生存困境，不僅讓全世界的人因此熟悉韓國人童年常玩的遊戲，劇中關於人性善惡的描繪與生存困境中的掙扎，不只韓國，也是跨越國境、超越文化疆界的共同艱難議題。《魷魚遊戲》因此就像韓國電影《寄生上流》一樣，再次打動了全世界的心。

人紅是非多，戲紅了也一樣，許多人開始批評《魷魚遊戲》是否涉及創意抄襲的問題。劇中為了殘酷的生存競爭而產生的人性黑暗面掙扎，其實在許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記得多年前我還在美國求學的時候，有次深夜偶然間看到電視劇《犯罪心理》（Criminal minds），3個年輕女孩同時被變態者囚禁，生還的前提是必須犧牲其中一人，由她們自己做決定，而這3人原本都是親密的好友。在這樣的殘酷選擇中看到人性的軟弱、黑暗與掙扎，從此我就入了這齣美劇的坑。《飢餓遊戲》、《要聽神明的話》、《大逃殺》、《今際之國的闖關者》等類似的生存競爭遊戲故事重複地出現，其實反映出人性普遍面對的共同議題。

然而，《魷魚遊戲》除了這些人性善惡的普同性議題之外，也強烈地表現出韓國獨特的敘事。身為韓國研究者，在看完全劇後的複雜情緒中，我嘗試著釐清自己的思緒，思考著除了韓國人童年遊戲記憶、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貧富差距與生存困境之外，這齣劇還可以進一步帶領我們理解韓國哪些相關議題。

公平假象下的階級

在由6個傳統兒童遊戲組成的生存遊戲中，不斷強調的是「自由」、「機會」以及「公正」這些關鍵字。然而在整個過程中最強烈的象徵基礎，是每個人一律被強迫換穿的全套綠色運動服。穿制服看似是一個公平的表現，每個人看起來都一樣，對於在東亞威權社會中受教育成長、曾受過日本殖民統治的我們來說，可能不覺得這是什麼奇怪的事情；但穿著制服式運動服這件事，其實是個重要的象徵。

曾看過韓劇或韓國電影的人，多少對這種整套式運動服不會太陌生，許多戲劇作品中都曾經出現穿著成套運動服的場景，像是金秀賢主演的電影《偉大的隱藏者》，或是電視劇《屋塔房王世子》中的落難王世子與他的隨從等，都穿著這樣的服裝。

雖然這類運動服有時候被當成普通家居服，但最常出現的場合是在各級學校的學生身上，或在運動場、或在集體宿舍生活中；另一個常見的是在軍隊裡，特別是人數眾多的陸軍，也常以這種成套的運動服作為活動服。如果用比較學術的名詞，我們可以傅柯（Foucault）的「規訓」（Discipline）概念，來連結運動服所帶有的象徵意義，在這樣的服裝符碼下，看似平等的每個人，都一樣活在權力的規訓之下。

不過，這種服裝在韓國還有著另一層的象徵意義，並在當地被俗稱為「白手運動服」（백수츄리닝）。所謂的「白手」（백수），指的是「一無所有、又感到格格不入、無法融入團體的人」，也就是社會上的失敗者。「白手」大多指的是男性，女性有時會稱為「白鳥」（백조）。

我在韓國最常看見穿著這種服裝的，是所謂的「考試生」們。在韓國，有很多人將自己向上層階級流動的希望寄託於各種國家考試中，像是司法考試、公務人員考試、外交官考試等。我在首爾時，曾有幾年住在所謂的「考試村」區域中，這個考試村位在頂尖名校首爾大學旁，聚集了許多補習班，以及準備參加國家考試的考試生們。許多人蝸居在名校旁邊多年，背水一戰準備考試，期待能順利進入體制內改變自己的命運，但正如任何社會上的競爭，往往只有少數人能如願。在那裡，最常看到的就是這樣的成套運動服，因此也有人稱為「考試生運動服」（고시생츄리닝）。這些考試生們，也被歸類在白手階級裡。

因此，《魷魚遊戲》中綠色運動服所直接傳達給我的訊息，就是「這群人是一群魯蛇（失敗者）」。當然，穿著運動服的魯蛇中，還是多少分點階級的。有個有趣的分法，是由側邊的線條多寡來區別。最典型的是二條線，也是白手們最普遍常穿的，三條線的是愛迪達的專利設計，基本上算是運動服中的名牌，一條線與四條線的設計看個人喜好。

但不管如何，成套運動服即使布料再怎麼好，除了少數例外，代表的就是那些一無所有的被支配階級；就像是遊戲參加者中，即使有人是首爾大學菁英出身，有些人是社會底層移工，但在這個遊戲規則裡，大家都是一樣屈服在權力之下的失敗者。

極權者的凝視、與失控的鄉愁

制服式的運動服，背後代表的意義之一是權力的規訓。除此之外，《魷魚遊戲》中也充分展示了權力者的凝視觀點。所有參加者必須絕對服從遊戲主辦方的規則，否則格殺勿論，而主辦方甚至可以隨意更改規則。

在所有空間中，隨時隨地都有著高科技與軍隊式的監視系統；每個人的身家背景，欠多少債、失敗過幾次，主辦方所知道的訊息比自己家人還要透徹。過程中，「暴力」變成維繫權力的必要手段，藉由作息、飲食等進行對身體的控制，連上廁所都要事先報備取得許可。每個人在參加遊戲前都必須簽署放棄身體權的聲明書，主辦方甚至能對一切不服從者或失敗者奪取其生命作為終極懲罰。遊戲場就像是一座監獄，只是裡面所有的參加者是為了錢而「自願」被囚，但現實生活中的失敗與無能為力，他們事實上已無其他選擇。

這個遊戲場不只是一座大型監獄，所有穿著粉紅衣服的工作人員，除了號碼之外，彼此互稱的用語是「士兵」。這些工作人員有著嚴謹的階級，有著在遊戲場能「合法」使用的武力，遵守著像似軍隊般的規範。粉紅軍隊肅殺的氣氛，與遊戲現場刻意營造出來的懷舊溫馨感，有著極大的反差與對比。問題是，為什麼這樣的遊戲現場，玩的會是過去的遊戲？

「懷舊」（nostalgia）在這齣劇中是個重要的主題。參加遊戲的人看起來以4、50歲的中壯年為主，這些都是這群中壯年人小時候玩的遊戲。他們的童年，剛好是1970-80年代左右，成套的綠色運動服，是那個年代最常見的服裝；年紀最大的參加者吳一男老爺爺，那時候正值壯年，在玩彈珠遊戲時，懷念地想起當年陪著兒子玩彈珠的回憶。

1970-80年代，是韓國當代史變化最激烈的時代，面對著許多艱難，也懷抱著無限的盼望。那是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也是漢江奇蹟起飛的關鍵時期。那個年代，韓國正要從窮困中翻身，從韓戰後的破敗重新建立起國家，也正一步步走向民主政權；然而那個時代，軍政府仍然獨裁掌權，以反共作為理由迫害屠殺無辜人民。

剛開始的第一個遊戲，韓語叫做「木槿花開了」，隱約暗示了這個遊戲本身的某種集體象徵性質。這個遊戲是在日本殖民時期從日本傳去韓國，日語稱為「不倒翁倒了」（だるまさんが轉んだ），也就是日本電影《要聽神明的話》中的不倒翁。

據說當時的教育家與獨立運動者南宮檍在1935年72歲時，有次聽見孩童們在街頭講著日語玩這個遊戲，心中感慨萬千，想著即使孩子們無法不玩這個日本遊戲，至少要用韓語來玩，因此開始推動改用「木槿花開了」來取代原來的「不倒翁倒了」。

「木槿花」作為韓國的象徵花，也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由南宮檍所推動的。「木槿花開了」不只是一個讓人懷念的童年遊戲，也是乘載韓國人集體記憶與主權獨立希望的符號，但諷刺的是，在遊戲中卻反過來成為殺害人民、奪走希望的殘酷工具。

不再單純的遊戲世界

經歷1970-80年代用血與汗撐起民主化運動的風起雲湧，以及胼手胝足共同達成的漢江奇蹟經濟發展，韓國人一起辛苦地走到現在，本來期待來到的會是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沒想到卻走入另個地獄般的深淵。因為各自不同的原因，很多人背負了此生無法償還的債，以至於就算可能喪命也想逃離地獄朝鮮。而擁有許多的人，卻也找不到生存的歡愉與期待，只能透過這樣的致命遊戲，來尋找活下去的一點刺激與樂趣。

回到過去，其實並沒有那麼美好，面對當下的現實，卻是讓人無法逃離的人間地獄。看似是遊戲，但卻失去了童真，更顯示出人世間的殘酷；看似有所選擇，卻只能選擇走在一條無法回頭的不歸路。

這齣戲劇讓我們重新思考以家為名的各種羈絆，但劇中人們沒有做到的，是各種隱藏其中的世代衝突與和解。

「家」本來是能提供保護的避風港，也是人們最重視的價值。然而新自由主義只剩下錢的價值，所帶來的種種桎梏成為個人的重擔，面對殘酷的生存遊戲，也只能由個人來承擔。即使過程中曾經有過看似溫馨的人的羈絆，但在殘酷的生存競爭中，最後也只能倚靠保護自己，兄弟相殘。

作為過去世代的得利者，吳老先生懷念著過往，卻反過來以自己所擁有的財富與權力做為壓迫人的工具；為了得到錢，許多參加者來不及與家人和解。以家之名，在這個殘酷的世上，是否仍能為我們帶來僅剩的那一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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