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殺人案被告辯護 專訪律師黃致豪

經常為重大案件,例如鄭捷隨機殺人案、北投女童割喉案被告辯護的黃致豪,近來成為媒體的焦點,甚至被冠上「魔鬼代言人」的名號。面對外界的質疑,黃致豪仍堅守自己的理念。

為殺人犯辯護的兩個理由:無罪推定、人人有權受辯護

黃致豪來說,接案考量的是被告對辯護的需求,而不是被告的背景,不看被告的性別、心理狀態、還是社會身分,他按自己的理念接案。他表示,理解社會對法律和民主價值會有不同的觀感,但他認為,自己要維護司法的兩個支柱:無罪推定和人人都有司法權利。 
 
黃致豪的辯護可能幫助被告獲得減刑,是否會因此「良心不安」?黃致豪表示,對他來說真正會讓他良心不安的是,自己沒有盡到竭力辯護的責任。他說,當然希望自己能夠知道事情的真相,但事實是他只能透過調查資料、陳述來了解事情的經過,並基於這些證據來做出判斷。截至目前為止,也還沒有遇過資料與被告陳述有所不符的情況。 幫殺人案被告辯護,外界的批評與質疑也隨之而來,對此黃致豪回應,「能夠理解社會的想法。一般人在面對犯罪時自然會產生素樸的正義感,這些憤怒需要一個管道來宣洩。但希望在宣洩之後,大家可以開始進一步去思考這些事件是為什麼會發生?未來又應該要怎麼做?」

恐懼分「理性」與「非理性」 司法功能在消除可控因素

近來,社會上有不少聲音質疑法官對殺人案的判決,有的擔心若被告有機會假釋可能再犯,有的則懷疑犯罪者是否有教化可能。黃致豪認為,恐懼有理性的,也有非理性的,「理性的恐懼」有明確歸因,「非理性的恐懼」則是指,即使國家已經想盡辦法去消弭所有的風險因子,人們晚上仍會擔心同樣的案件再次發生,司法很難處理「非理性的恐懼」,只能消除那些可控制的風險因素,例如對精神障礙者的恐懼,而這牽涉到,社會有沒有審視犯罪者心態以及了解他們殺人的動機?
 
黃致豪也反問,倘若王景玉30年後被假釋,而他的思想失調症和行為沒被糾正,社會究竟負上了什麼責任?他表示,國家精神安全網的嚴密性、社會對改革教育和獄政制度的重視,都是降低社會風險的關鍵,然而他認為,社會並沒有針對這些面向進行實際改革。

精障成免死金牌?黃:根據事實做抗辯

在黃致豪經手過的許多案件中,像是鄭捷案、小燈泡案等,他都要求為被告做精神鑑定,外界也產生精神障礙是否能真正成為脫罪的免死金牌的相關爭議。對此黃致豪表示,目前他以精神障礙做為脫罪的理由大多是失敗的,包括鄭捷案,但提出這樣的抗辯都是基於事實證據,作為一個辯護人,提出這些證據是應盡的職業道德與義務。
 
黃致豪表示,事實上許多人對於精神鑑定並不了解,精神鑑定主要可以分成兩大塊:精神醫學與司法,醫學提供疾病對被告造成的生活損傷,法官與檢察官再參考這些資料,評估被告當時的狀況做出裁決,律師與法官是否能正確解讀資料也是非常重要的。
 
黃致豪也解釋,他所做的辯護是有罪量刑的辯論,而不是無罪辯護,不會與事實相違背,也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辯護確保司法的獨立性不受社會情緒影響。
 
根據日本一項對於隨機殺人的調查顯示,隨機殺人犯大部分有其特定的背景或模式,黃致豪也對此感到認同,他表示,許多案子的共同點,在於犯罪者無法建立與任何人的聯繫和交流,犯罪者的孤立感與無存在感讓他們做出不理性的行為,想藉此抹滅自己的存在,以及得到別人的關注。黃致豪表示,大部分犯罪者就是一般人,只是他們在發洩情緒的當下沒有牽絆「拉」住他們,這種牽絆通常都會是人的陪伴。
 
隨著最近的幾則重大案件,是否判決與執行死刑也成為人們爭論的焦點,而司法正義又該如何修復被害者的傷痛? 黃致豪呼籲,倘若社會要減少這類慘劇的發生,我們需要關注家庭失能的問題,避免人被社會孤立的狀態和審視弱勢與勞工的標準生活。